与古代中国历朝政权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绘制“中华古帝”，表明了它与中华古文明的久远联系；自6世纪中叶以后，粟特诸国被突厥征服，成为突厥汗国的属国，所以同时描绘了突厥君主的画像；而这里又是印度、波斯、拜占廷诸古代文明向东方传播的重要中继站，故而这些国家君王的画像也堂皇地绘在了何国的重楼之上。
粟特(Sogdiana)很早就见于汉文载籍，《后汉书》作“栗(粟)弋”，《三国志》作“属繇”，此外还有“窣利”、“速利”等异译。在唐代，粟特主要是指热海以西，波斯以东，楚河以南，铁门关以北以锡尔河和阿姆河为中心的地区及生活在这一地区(或曾经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民及其后裔[53]。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传统，粟特人很早就以经商为业，“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在到”。“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54]。与犹太民族在西方历史上承担的作用类似，粟特人也在东方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贸迁有无的商业民族的角色[55]。
唐代粟特地区以康国(Samarkand)为中心，形成了主要由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国组成的所谓“昭武九姓”国。昭武九姓国是粟特及周围地区土著政权的主体。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康国和曹国与唐朝通贡，自此联系不绝，但是粟特地区仍在西突厥政权的统治之下。贞观元年(627年)以后，西突厥爆发内战，严重阻碍了丝绸之路沿途各国与唐朝的贸易往来，对以兴贩贸易为业的粟特诸国影响尤大。贞观五年(631年)，康国请求“内附”唐朝，即建立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唐太宗认为招来绝域，追求声威远播的虚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况且一旦接受内附，就要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如果康国有难，在道义上就不得不出兵相救，结果只能“劳百姓以取虚名”，拒绝了康国的要求[56]。粟特诸国远在葱岭以西地区，而唐朝势力这时还没有进入西域，康国请求“内附”，只能理解为在西突厥长期内战的情况下，康国为了维持与东方的贸易关系，请求唐朝承担保护丝绸之路贸易的责任，这次事件表明，兴贩贸易对粟特诸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唐朝最终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在西域各地建立都督府、州，在粟特及邻近地区至少设置了康居都督府(以康国置)、大宛都督府(以石国置)、佉沙州(以史国置)、安息州(以安国置)、木鹿州(以东安国置)、南谧州(以米国置)、贵霜州(以何国置)、休循州(以拔汗那国置)等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以各国国王为都督或刺史，进一步密切了与粟特地区的关系。此后，唐朝曾封康国王咄曷为钦化王、以西曹国王哥逻仆罗为怀德王、石国王莫贺咄吐屯为顺义王、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米国国君为恭顺王，并曾改史国为来威国。安史之乱以后，边兵内调，吐蕃占据河陇，大食势力也在中亚逐步立住了根基，粟特诸国与唐朝的政治关系由密而疏。
粟特诸国与唐朝文化交流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粟特本土与唐朝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在于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在唐朝境内广泛分布的粟特移民点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起的重要作用。粟特人经商的范围遍及中亚及东亚、北亚各地，为了保障商队的安全，为经商活动提供便利，他们在交通要冲之地设立了驼队棚舍和一些自我保护性的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初期临时性的过客变成了停居的侨民，而驼队棚舍的所在地也就相应地成了粟特侨民的聚落[57]。本世纪初以来，在新疆各地发现的粟特语、于阗语、中古波斯语和“据史德语”以及汉语、藏语、佉卢文尼雅俗语等资料表明，至少在七八世纪时，在今新疆境内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于阗、且末、若羌、据史德、拨换、龟兹、焉耆等地，都普遍有粟特人存在[58]。根据近年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六七世纪时，在高昌就已经有了著籍的粟特人，《唐神龙三年(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残文书中，存户主名46人，其中属于粟特姓者24户：计康姓10户、安姓6户、曹姓4户、何姓2户、石姓2户；属于其他胡姓者4户：白姓2户、竹(竺)姓2户；汉姓只有18户。有些姓名如安浮台、康延、何无贺、石浮盆、石浮满、曹莫盆等都是典型的胡风名字。这件文书表明了唐西州粟特聚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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