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路从西安出发，经奉天(今陕西乾县)→邠州(治新平，陕西彬县)→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平凉弹筝峡，转而向北，经原州(治平高县，今宁夏固原)至石门关，由此向西，经会州(治会宁，今甘肃靖远)，自乌兰关渡黄河，西北行至凉州姑臧，与南道合，至甘州→肃州→瓜州→敦煌。

青海道从兰州或临州西行，经河州(治枹罕，今甘肃临夏)→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鄯城(今青海西宁市)，转而西北行，渡大通河，越大雪山(祁连山)，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删丹县，与北道合，至甘州→肃州→瓜州→敦煌。

青海道还有两条支线，或自鄯城经青海湖北岸，沿柴达木盆地北缘至大柴旦，北上经当金口至敦煌，或自鄯城过赤岭(日月山)，沿青海湖南岸至吐谷浑国故都伏俟城，沿柴达木盆地南缘，经都兰、格尔木，西出阿尔金山至新疆若羌，与裴矩所载南道合[21]。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长期努力，上述道路已可由考古遗存标志出来[22]。

    4. 吐蕃、泥婆罗道的开辟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古代印度的文化交往，就构成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陆路通道主要是经由裴矩记载的中道或南道，不仅路途迂远，而且非常危险。较著名者如法显，在后秦姚兴弘始元年(399年)从长安逾陇山西出，经河西走廊达敦煌，度流沙，西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境)、焉夷(今新疆焉耆)，向南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西跨葱岭，入北天竺，游历天竺诸国后，由海路返回。贞观初年唐玄奘西行取经，也由河西达玉门关，越莫贺延碛，西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阿耆尼(今新疆焉耆)→屈支(今新疆库车)→跋禄迦(今新疆温宿)，北跨天山，经热海(伊色克湖)至素叶水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玛克)，向南经中亚诸国，跨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入天竺。玄奘归途则是由所谓南道，越葱岭，经于阗返回。

由于传统道路自然环境恶劣，须“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有“铁门巉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23]，被行人视为畏途。在唐代，随着吐蕃的兴起和对外交往的发展，新开辟了一条由西藏经尼泊尔（泥婆罗）至印度的通道[24]。据记载，这条道路大体走向是由上述青海道河州北渡黄河，经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鄯城(今青海西宁市)→青海湖，转而西南行，大致经都兰、格尔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进入今天的西藏，进而经安多、那曲，进抵拉萨，再由拉萨西南行，经日喀则进入尼泊尔，并进而抵达中天竺。近年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县城以北约4.5公里处阿瓦呷英山嘴发现的摩崖石刻《大唐天竺使出铭》，明确记载“显庆三年六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经“小杨童之西”出使天竺的经历，为进一步研究吐蕃泥婆罗道的具体路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5]。

《释迦方志》称这条道路为东道，且置于唐朝由陆路通印度的三条通道之首。并在“泥婆罗国”下称“比者国命并从此国而往还矣”[26]。《佛祖统记》也胪列了由唐朝通往印度的各条道路，并在“尼（泥）婆罗”下注称“其国北境即东女国，与吐蕃接。人（？）来国命往还，率由此地。唐梵相去万里，自古取道迂回，致成远阻。”[27]。最可注意的是，两处都特别声明，唐朝官方使臣往来天竺是由吐蕃泥婆罗道。《佛祖统记》的注文可能出自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由许敬宗领衔主编，在玄奘《大唐西域记》和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基础上编撰的《西域志》(或称《西国志》)，两相比较，《释迦方志》关于吐蕃泥婆罗道的记载，很可能就是来源于《西域志》或《中天竺国行记》[28]。

    “近而少险阻”，是唐朝初年官方使臣选择这条道路的最主要的理由。至少唐使王玄策前后三次出使天竺，都是取吐蕃泥婆罗道。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唐使李义表由长安出发，送天竺使返国，同年十二月抵达摩伽陀国，只用了不足10个月时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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