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这条道路是在波斯以北，穿越碱海与里海之间的荒漠地区。当时主要的线路大概有两条，一是由锡尔河出发，通过碱海的北岸，另一条是沿着阿姆河，通过碱海南岸，两条线路一般是在乌拉尔河口附近的地方会合，然后通向伏尔加河。从伏尔加河开始，或者沿着顿河和黑海北岸到达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达黑海的港口。这条道路应该就是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记载的新“北道”，即所谓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这条道路虽然不如从波斯通往罗马的道路那样便捷，但是在经由波斯的通道被阻塞之后，它的开通恢复了东西方间的交往，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在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突厥汗国则在新北道的开通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新北道开通之后，突厥与罗马之间频繁的使节往还，说明了这条道路在当时的重要作用。据近代学者研究，拜占廷帝国只有在突厥汗国时期才对远东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而在此之后，西方对东方的记载却明显地减少了，只是到了六百多年以后的蒙古时期，希腊和拉丁记载中有关东方的内容才又逐渐增多起来[33]。这个事实突出地证明了突厥人不仅对当时的东西方之间的了解和交往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在唐代继续得到了发展。前苏联学者在北高加索西部库班河上游莫谢瓦亚·丘巴尔卡墓葬群发掘出了八九世纪产于唐朝的大量丝绸、帐历性质的汉文文书片断，和以“唐人牵马图”为内容的绢画等文物，出土遗物证实了这条道路的存在，而且表明唐朝商贾的足迹至少已经到达了北高加索地区[34]。
如果说突厥对草原丝绸之路西段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话，唐朝的统一则是草原丝绸之路东段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诸部的统一和在西方的进展，草原路的交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唐朝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的率领下臣服唐朝，贞观廿一年(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置6都督府7州，并给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35]回纥牙帐位于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所谓“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干道，此外经由居延海和唐朝北庭也有通往漠北草原的道路。
参天可汗道与贾耽记载的通四夷七道之一的中受降城入回纥道约略相当。大体走向是由长安北上至丰州，西北行经鸊鹈泉入碛，经麚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至回纥牙帐。要之，这条道路是经乌兰泊，循翁金河北上至鄂尔浑河流域的道路。
居延海道从汉代以来就是重要的南北通衢。具体路线是由甘州(今甘肃张掖)北出合黎山口，循张掖河(额济纳河)北上，至居延泽，复北行抵花门山堡(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敖包图)，东北行与参天可汗道合，至回纥牙帐。
早在北朝，北庭通回纥汗庭道就是由漠北突厥汗国通往西域及天竺的重要通道，唐朝统一西域地区之后，这条通路的战略意义更显重要。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唐朝击东突厥，以朔方总管王晙自南徂北，奚、契丹率部由东而西，另由拔悉密部从北庭东入，合击漠北突厥牙帐，所行即北庭通回纥道[36]。安史之乱以后，河陇被吐蕃攻占，河西走廊及青海道都被阻塞，官方使臣、僧侣、商贾往来西域，都须取道回纥，这条道路更成了由陆路通西域的唯一通道。其大致走向为自北庭西出，经蒲类县(今新疆奇台县)北行抵北塔山，转而沿山东行，越阿尔泰山，东北行至回纥牙帐，整个行程约三千里[37]。
6．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
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使张骞历尽艰辛从西域回到长安。在向汉武帝提供的报告中，张骞提到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曾见到邛竹杖和蜀布，据称这些四川的特产是大夏的商人自东南数千里外的身毒(印度)转贩至大夏的，张骞根据地理方位猜度，印度应去蜀未远。向汉武帝建议开通自西南经印度通大夏的道路，以避开羌人与匈奴的阻滞[38]。张骞的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由此引发了汉朝历时多年开通西南通道的行动。虽然由官方派出的使臣们最终没能由西南到达印度，但是此举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使从西南通往西域的道路第一次进入世人的视野。
历东汉、魏晋，西南通道见于僧传者渐多。约在4世纪后半叶，冀州僧人慧睿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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