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官方使臣之外，唐朝初年前往印度求取经像的唐朝僧人，也大多选择这条道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贞观十五年(641年)至武后天授二年(691年)近50年间57位僧人赴印度求法的经历，其中确知经由陆路者21人，3人所经具体路线不详，8人取传统道路经新疆、中亚至印度，10人取吐蕃泥婆罗道(其中3人经传统沙漠道去，归途取吐蕃泥婆罗道)。如果考虑到7世纪中叶以后唐与吐蕃交恶，经由吐蕃境内的道路受到严重影响这一事实，将时间范围限于社会环境较为正常的7世纪中叶前后的话，则确切知道贞观十五年至麟德二年(665年)间前往印度的僧人共8人，其中只有1人取传统道路，其它7人全部取道泥婆罗[30]，可见这条道路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唐朝西域羁縻州，并且在青海大非川大败唐军，吐蕃泥婆罗道断绝。这条道路开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佛教经典之外，印度绘画、雕塑、造糖以及植物都在这时通过吐蕃泥婆罗道源源不断传入了唐朝，有学者认为，甚至中国造纸术也是通过这条道路传入印巴次大陆的。[31]

    5．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由漠北通往西域的通道，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的兴起有密切关系。

    突厥汗国是6世纪中叶由突厥人建立的游牧政权。在最兴盛的时期，突厥汗国统治了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的欧亚内陆广大地区，使许多较小的草原或森林居落，以及被荒漠隔开的相对孤立的绿洲社会都打上了深深的突厥的烙印，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久已存在的联系。尽管统一的突厥汗国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而且汗国内的各个属国实际上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但是突厥的统治却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汉、唐等朝代在世界各地对中国的称谓中所起的重大影响一样，在西方，突厥的名称甚至取代了旧有的“斯基泰人”的称呼，在许多世纪中，成了“野蛮人”的通称。反映出突厥政权在东西交往的历史上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在突厥人之前，丝绸之路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的边缘地带进行的，当时的交通路线主要是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而通往罗马的道路则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在东方与拜占廷帝国间的丝织品贸易中，波斯人长期都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并得到了丰厚的收益。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显著的特点是，这种贸易是通过“转手”的方式进行的，买方与卖方往往并不是商品的直接消费者或生产者。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贸易物品在流通过程中一次次地在大的商业集散地“转手”，然后陆续转入消费者的手中。减少中间环节不仅意味着生产者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商品，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意味着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作为中介的波斯人在东方与拜占廷帝国间的丝织品贸易中得到的利益越多，对突厥或拜占廷利益的损害就越大。对波斯人而言，尽量维持丝绸之路贸易的原有格局，是保持自己优势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而对于罗马人和突厥人来说，当务之急则是改变丝绸之路贸易被波斯人控制的局面，以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罗马人和突厥人共有的改变丝绸之路贸易原有状况的强烈愿望，对唐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罗马和突厥都进行了一些尝试，摆脱波斯人对东西方贸易的控制。当时的罗马通过海上交通也可以进行丝织品贸易，可是由印度启航的丝绸贸易船大都是在波斯的港口停泊登岸，为此，查士丁尼(Justinian Ⅰ，527-565年在位)皇帝曾经与阿拉伯沿海的航海人联系，建议他们从印度的港口直接运送丝织品，他还努力将蚕引进了罗马。在海上贸易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罗马的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与此同时，突厥人也力图改变由波斯人控制丝织品贸易的局面，派遣由粟特人组成的商贸使团出使波斯，请求得到在波斯境内自由出售丝织品的允诺。波斯人不但拒绝了突厥的要求，而且在突厥使团的食物中投放毒药，毒死了突厥使臣。这次事件导致了突厥与波斯关系的破裂，也促成了罗马与突厥人之间的直接贸易活动的开展，开辟了新的东西方之间交往的通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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