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县志无疑是我们研究该地区可利用的资料，但对于本文所讨论的时代，隋唐及宋朝遗留下来的文献显然更有权威。此外，金毓黻《东北通史》（台北乐天出版社1971年版）、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南河北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近年编著的《河北省志》、严兰绅主编的《河北通史》中的（牛润珍主编）《魏晋北朝卷》（主编）《隋唐五代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邓绶林《河北省地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都是对该地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本文的出发点是从隋朝中央王朝的角度论述河北，与前文略有不同。
[5] 本文所用《通典》系王文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版。
[6] 参见《隋书》卷29《地理志上》。
[7]参见《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
[8]道的出现是在唐朝。史念海先生认为，道之创立，类似与西汉中叶州的制度，目的是派遣官吏以时巡查，强调国家对地方的治理。见《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载同作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页。谭其骧先生认为唐代初期的道是地理观念，中期时转变成具有检察的职能，并向节度使体系转化。见《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载同作者《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994年版，第41页。又见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70页。参见郭锋《唐代三级道》，载同作者《唐史与敦煌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9]日本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更多地是从东（北）亚整体格局的角度着眼，譬如西嶋定生先生提出“册封体制”的观点，论证中国与周边各政权之间的关系（见氏著《六-八世纪的东亚》，同作者《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堀敏一先生从中、日、朝鲜三方论述亚洲东部各国的交往（见氏著《隋唐帝国与东亚》上篇第一章，韩昇、刘建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继此之后，港台学者相继地发表论文，其视野扩展到隋唐帝国之外，如林天蔚、黄约瑟编《古代中日韩关系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等。国内学者近年也多打破隋唐单一视角，开始更多地从当时国际关系方面着眼。如韩昇《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载《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1995年）、《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四卷）等（唐朝的情况从略）。
[10]见[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隋朝的整体战略，在墓志铭里也有反映。据《唐故赵君墓志铭并序》记载：“皇隋并吞八荒，奄有万国，因官流派，迁寓神都。”墓志的主人赵义之祖是德州条县的县丞，父亲不载，按一般惯例属于无仕之人，他本人也没有官职，大概属于乡绅之列。墓志的上述记载虽然不是主要内容，但文中所说的现象则反映出民间社会对隋朝的周边战略也有所了解。看来这在当时是人们所习知的事情。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505页。
[11]关于隋朝国际政策，可参见高明士《论倭给隋的“无礼”国书件——兼论隋代的天下秩序》，载《中国与亚洲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
[12]关于高宝宁事件所展示的隋朝与东北高丽等势力的关系，参见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四卷。
[13]《隋书》卷60《崔仲方传》也有记载：开皇初，“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二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
[14] 见《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参见林恩显《突厥对隋唐两代的分化政策研究》，载《民族社会学报》17卷，1979年5月。
[15]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97页。
[16]慕容三藏的墓志铭也已出土，参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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