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武帝时，晃为常山太守，高祖（杨坚）为定州总管，屡相往来。俄而高祖转亳州总管，将行，意甚不悦。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高祖握晃手曰：“时未可也。”晃亦转为车骑将军。

杨坚与庞晃都在河北做官，杨坚南下转往亳州，很不情愿，其原因就是河北、河东之地布有精锐部队，这些人马是控制天下不可或缺的力量，杨坚若离开河北，就与他们脱离干系，这当然是他所不能承受的。这段文字非常清晰地解释了河北与河东地区的战略位置。这些地区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北部突厥等游牧势力对中原的威胁，迫使中原王朝配置重兵防守，这些地区自然就为掌政者注意。就河北地区而言，除了上述尉迟迥等人发生的叛乱外，高宝宁事件也足以引起隋朝当政者的关注。

高宝宁本为北齐大将，驻守营州（治昌黎城，今辽宁朝阳），北周攻灭北齐之后，高宝宁拒不投降，与突厥联合，抗衡北周。[40] 北周在河北地区设置了幽、定（治中山，今河北定州）等总官府，以此控制河北北部地区。然而北齐文宣帝第三子高绍义逃入突厥后，被突厥推立为齐帝，高宝宁为丞相，纠集北齐残余势力发动复国战争。578年，突厥进攻幽州，高绍义、高宝宁等借机复国，而北周武帝宇文邕又病逝，政权处于交替当中，幽州人卢昌期亦趁机起兵范阳，迎合高氏。[41] 周军进攻范阳，高宝宁亦援兵范阳，但因卢昌期失败，遂退兵。北周直至灭亡，仍未能有效地控制河北北部及今辽宁西部。隋朝建立后，倍感受到威胁的突厥曾一度联络高宝宁南下骚扰，“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以备之”。[42] 开皇二年（582）初，隋又在并州设置河北道行台，杨广为尚书令；蜀王杨秀任西南道行台尚书令。“隋主惩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莅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选贞良有才望者为之僚佐”。[43] 次年，杨坚命令卫王爽等分八道出击突厥，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十万进攻高宝宁，高失败逃亡契丹，为其麾下所杀。[44]

但是高宝宁死后，幽州局势并未平定。突厥人向该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继阴寿之后任幽州总管的是李穆族人李崇。李崇率领3000人抗击突厥，后被围，力战而死。[45] 隋朝又任命周摇主掌幽州。周摇“修障塞，谨斥候，边民以安”。[46] 在这之间，文帝吸收大臣长孙晟的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分化瓦解突厥内部力量，突厥分裂成东西互不统属的对立关系，隋朝则联络一方，打击另外的势力，极大地削弱了突厥势力。[47]

幽州以北的营州，是隋朝另一个战略要地。这以前的东北都在边区政权的控制之下。自高宝宁失败后，营州掌握在隋朝手里。《隋书》卷47《韦艺传》：

为政清简，士庶怀惠。在（齐州刺史）职数年（开皇初），迁营州总管。艺容貌环伟，每戎狄参谒，必整仪卫，盛服以见之，独坐满一榻。番人畏惧，莫敢仰视。而大治产业，与北夷贸易，家资巨万，颇为清论所讥。

同卷《韦冲传》：

（开皇中）寻拜营州总管。冲容貌都雅，宽厚得众心。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惧，朝贡相续。高丽尝入寇，冲率兵击走之。

营州地区的民族成分主要是靺鞨、契丹等势力，他们与隋朝之间并不象突厥那样战争频繁，他们与隋朝的厉害关系也没有凸显出来，隋朝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维持该地区的稳定，指派较有能力而性情平和的官员管理。像韦冲那样，宽厚平和，抚慰当地各族民众，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韦艺与外族贸易交流，用经济贸易的方式联络各种势力，则极大地满足了东北边地各势力的需求。事实上，至少在这个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交往争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他们的经济和贸易需要。[48]

隋朝对河北地区南部和北部统治的手段因其形势不同而有区别。南部地区是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核心区域，是王朝得以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给予特别的关注。在控制的方式上，以州县为核心，重要地区设立总管府，由晋王杨广管理。在北部，因为突厥的强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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