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在剪灭尉迟迥势力的过程中，相州治所邺城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杨坚也不想让邺城继续成为相州的核心之地，于是就分割相州，另建毛、魏二州；相州的治所南移至安阳城（今河南安阳）。[32] 杨坚的这个措施，对当时的地区格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在上文里看到，河北分为南北两大地区，以及两个区域的不同。事实上，河北地区在东魏和北齐统治时代，是其核心之地。尤其南部的邺城是北齐的首都，[33] 清人顾祖禹说：邺城所居之地，“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要膂”。[34] 邺城即相州为北齐之都城，河北南部是都城周围，其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守住河北亦即屏障河南，两河之地在古代王朝经营之位置，自为人所重，这是十分明显的。谭其骧先生说：

邺处于古代“山东”（一般指黄河流域东部大河南北、太行山东西）地区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是古代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大平原，所以它在军事上是无险可守的，不及长安，也不及洛阳；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那么适中；但以经济条件而言，则在长安、洛阳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奄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宅都于此。[35]

所以历代东部区域王朝对河南河北的看重，都首当其冲。处在河北南部的邺城，它南倚河南，北进东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周攻灭北齐后，邺城的地位下降成北周政权的一个州。现在杨坚又借着剪灭尉迟迥的机会，将相州分裂，治所南迁。杨坚的这个举动，如果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上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同谭其骧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凡局限在东部地区的政权，它们多数选择邺城作为首都控制所属地区，其原因十分简单，即该地位于中原偏北，可南下洛阳，直至黄淮海；西进关中，北上河东，这在以东部为核心腹地的东魏、北齐王朝表现得十分典型。然而，以关陇为核心的北周灭亡北齐，其统治中心亦在关中，邺城的战略地位与前相比大为降低。尉迟迥的叛乱，至少给杨坚造成河北地区政治势力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杨坚在不能忍受这种威胁的同时，也大大地削弱了以邺城为核心的河北南部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下降，是与杨坚将要代替北周建立隋朝以关中为核心统辖全国的战略意图是同步的。在那个时候，统治者不希望全国有若干个政治中心以威胁自己。所以邺城战略地位的下降是自然的。[36]

然而，河北作为隋朝统辖范围之内的重要地区，它也丝毫没有脱离王朝的管制。但这个重要与邺城那种政治上的核心地位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它的重要，更多地体现在作为中央王朝控制地方的角色之上。《隋书》卷46《长孙平传》云：

（平深受高祖信任，开皇中）以尚书检校汴州事。岁余，除汴州刺史。其后历许、贝二州，俱有善政。邺都俗薄，旧号难治，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廷以平所在善称，转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隋书》卷46《赵煚传》说：

及践祚，煚授玺绂，进位大将军，赐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户，拜相州刺史。……俄转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冀州俗薄，市井多奸诈，煚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杨坚）闻而嘉焉，颁告天下，以为常法。尝有人盗煚田中蒿者，为吏所执。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风化，彼何罪也。”慰喻而遣之，令人载蒿一车以赐盗者，盗者愧恧，过于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类也。上幸洛阳，煚来朝，上劳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实，卿之为政，深副朕怀。”

同书卷46《元晖传》云：

开皇初，拜都官尚书，兼领太仆。……顷之，拜魏州刺史，颇有惠政。在任数年， 以疾去职。

同书卷48《杨文思传》：（杨素从父）开皇元年，进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户。后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职，吏民思之，为立碑颂德。转冀州刺史。

同书卷55《和洪传》：

时东夏初平（指尉迟迥），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领冀州事，甚得人和。……属突厥寇边，诏洪为北道行军总管，击走虏。

上述五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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