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寮于1177年被大火焚毁后不再重建，地方国学及大宰府学亦先后于十二世纪之际沦亡，官学教育乃告消失。此后，也就是中世以后的教育，端赖家学、私学以及寺院教学等，但过去的教官、学生身分仍然存在。[35]而省试诸道贡举，除方略试外，皆已废绝。方略试亦只形式存在而已，例如补秀才（即补为文章得业生），经数年后（《延喜式》为七年，此时一般是指三年，但亦有一年者），举行策试任官。[36]例如《桂林遗芳抄》（收入《群书类从》卷496，第17辑）记载菅原氏在十三世纪之对策，曰：

菅原高（长），嘉禄三年(1227)三月补秀才，安贞二年(1228)正月对策。

同长明，嘉禄二年(1226)三月补秀才，同三年(1227)正月对策。

同在嗣，宝治三年(1249)正月补秀才，建长二年(1250)正月对策。

同清长，建长六年(1254)三月补秀才，同七年(1255)正月对策。

此即补为秀才（文章得业生）后，通常在翌年即应试对策，而后任官（中央官员）。这种考试，因为有上述诸种形式上的作为存在，所以这种考试是虚有其表，并无实质意义。

江户时代以后，方略试情形不详，可能无疾而终。但江户幕府对幕臣有建立学问修业与奖励制度，此即所谓「学问吟味」（学问考虑）制度（宽政四年至庆应四年，1792～1868，计七十七年，实施十九次），因仍具身分世袭，亦无建立国家统一考试及任官制度，所以不能视为科举制度。[37]

三、结　论

日本没有实施科举的说法，当指江户时代以后的事。至少到十五、六世纪的时候，还有形式上的方略试存在。方略试，就是秀才试或者文章得业生试。但论考试制度的建立，则要追溯到《大宝令》与《养老令》之际，也就是八世纪前半之际。《大宝令》、《养老令》所建立的考试制度，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科举？这个问题，关系到科举的定义。如果将科举定义为国家的任官考试，包括乡试（地方政府考试）、省试（中央政府考试），以及士人怀牒自进、登第后叙位任官等程序，则《大宝令》与《养老令》的规定，业已具备。见于养老〈选叙令〉（《大宝令》曰〈选仕令〉）、〈考课令〉、〈学令〉规定的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见于〈医疾令〉的有医、针二科，总共六科。医、针二科之举送办法，不见于《大唐六典》，若非脱漏，即是日本新意。在日本实际运作方面，医、针二科不见实例，其真实情形，有待进一步查考。

所以就八世纪前半的令制与运作实例而言，日本的确存在科举制度，正式名称与唐朝一样叫贡举。贡与举有别，贡人指地方政府向中央推荐参加考试的士人，含地方官学生与一般庶人；举人指中央官学学生以及依据别敕诏举的士人。这样的用法，唐、日皆同。只是实际施行的结果，唐朝以进士科为盛，日本则以秀才科为盛。七三Ｏ年，日本大学寮设置文章科与明法科，有文章生二十人，明法生十人，都是招收杂任及白丁子弟；另外设置得业生制，有明经得业生四人、文章得业生二人、明法得业生二人、算得业生二人。结果，到八二Ｏ至八二七年之际，一度将庶民化的文章科予以贵族化，只招收三位以上子弟，虽然实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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