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科（即方略试或策试），到十世纪时差不多成为文章得业生应试科目，而进士科在十世纪时已经废绝，通过方略试的文章得业生，一般是补为文章博士，九世纪后半以后也逐渐走向世袭化。十世纪前半制定的《延喜式》，虽是努力重建律令制的成果，但是在氏族垄断、学官世袭化的情况下，诸科任官考试已经流为形式化，直至十五世纪，犹见方略试的形式考试。

贡举虽是八世纪以来的入仕途径之一，但不是主流，因为循由贡举入仕人数有限，加以十世纪以后考试流为形式化，弊病甚多，遂使考试选才、考试公正的目标尽失，遑论其于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江户时代以后，方略试已无所闻，乃至被认为日本无实施科举。其实不尽然，至少在八、九世纪之际，曾发生作用，这是日本国情与中国不同的缘故。

[1]参看拙著《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 初版)、1986增订一版 ），页277-291〈贡举制〉。拙著《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第七章〈隋唐贡举制度对日本的影响〉，页376-398。（原为〈隋唐贡举制度对日本、新罗的影响──兼论隋唐宾贡科的成立〉，收入《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中心，1987。）

[2]大陆近年来有数篇相关论文发表，甚为可喜，但都极为简要。如萧瑞峰〈日本有没有实行过科制度──读日本汉诗献疑〉（《文史知识》1995-7）、刘乃亮《也谈日本的科举制度》(《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8)、吴光辉《日本科举制的兴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等，后者（吴氏文）亦参照笔者注１所举二文立论，而萧、刘二文主要依据平安时代若干诗文以及清朝陆心源编《唐文续拾》所收菅原道真的若干奏状立论。三文共同的地方，均认为日本曾实施过科举（萧氏以为在平安时代，刘、吴二氏以为在奈良平安时代），不足之处，即对秀才、进士与文章科（含文章生、文章得业生）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事实上，这也是包括日本学界在内没能分辨清楚的地方。其关键所在，正如刘、吴二氏征引《本朝文粹》卷二太政官符「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时，未能征引全文，以致不明原委之故，详下所述。又，萧、刘、吴三文，承蒙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示知，特申谢忱。

[3]参看拙译、曾我部静雄着〈中国的选举、贡举与科举〉（收入拙著《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页402~442。

[4]俊士、秀才生之新制，如都腹赤牒书所称，系式部省依据太政官符而下达给大学寮者。但太政官符是弘仁十年(819)十一月十五日发给式部省，而式部省则在弘仁十一年(820)十二月八日下达给大学寮，时间相差一年，为何延误公文流程，令人不解。据此而言，此新制在大学寮之实施，宜设定在弘仁十一年(820)十二月。

[5]春澄善绳在弘仁七年(816)入大学，天长初（元年，824年，时为二十八岁），奉试及第，补俊士。天长五年(828)，停俊士之号后，补为文章得业生，而且可能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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