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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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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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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甚至直接借用汉字，如日、月、太王、皇帝、太后等。与回鹘文字母全无干系。
这种大字笔画复杂，书写不便，尤其是汉字所表达的汉语与契丹语之间差别较大，除了汉语“词序”与契丹语迥异外，契丹语词汇大多是多音节的，其语法关系一般用粘着和变化附加成分来表示，这些都使契丹大字的应用会遇到重重障碍。[2]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又引致了随后“数少而该贯”的小字的问世。
那么，契丹小字与回鹘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问题。
在排除契丹小字系因袭回鹘文字母而来这一说法的基础上，契丹文研究专家厉鼎煃先生根据契丹字哀册所用的纪年方法同回鹘历法的一致性，以及回鹘语与契丹语语法特征的相似性，认为契丹小字“是和古回鹘文息息相通的”。[3]尽管作者采用了比较折中的说法，不言“息息相通”的程度，但仍然受到学界的批评。原因很简单，契丹文小原字（契丹小字之最小读写单位）之字型与“如惊蛇屈蚓，如天书符箓，如曲谱五”[4]的回鹘文字母迥然有别，根本看不出他们在笔法上的内在联系，却明显与汉文字型非常接近。故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这么一种观点：契丹小字是在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字型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回鹘语拼音法，两相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新文字。
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当更为切合实际，否则，迭剌即使再聪明，仅仅跟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就想学会一种新的语言与文字，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进一步以之为据来创制新文字了。所以，我认为，迭剌学而用之的应是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而非回鹘文字母本身。契丹语与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回鹘语属于典型的粘着语，契丹语中也普遍存在着用多音节词和粘着词尾表示语法的现象，而且与回鹘语一样，契丹语也有元音和谐的特点。故而，用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更易于表达契丹语的语法现象。受此启示，迭剌通过对大字的改进与利用，从而研制出书写更为方便，使用更加广泛的契丹小字。后来，蒙古人、满人之所以先后采用回鹘文字母以拼写自己的语言，亦与蒙古语、满语与回鹘语一样同属粘着语这一因素息息相关。
从记载看，迭剌所创小字的特点是“数少而该贯”。“数少”，既可解释为原字数量较少，也可解释为笔画较为简单；“该”，即“赅”之通假，意为完备，“贯”，“贯通”意。质言之，这种文字是比较简便的，由于是拼音文字，可以用350多个原字拼出无数的单词，却能做到包容一切，把契丹语完全贯通。大概正是由于小字之简约，在辽宁建平县出土的大安六年（1090）李谦贞撰《郑恪墓志铭》中又被称为“小简字”。920年制定的契丹大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词符文字，《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故太师铭石记》、《萧忠孝墓志》属之，5年后新创的契丹小字是表音拼音文字，《庆陵哀册》、《萧令公墓志》、《许王墓志》属之。
这里我们必须对目前颇有市场的“契丹字仿突厥字母说”略做辨正。该说系日本学者村山七郎所提出，认为迭剌所学习的回鹘语言文字是古代突厥文字，从而把《庆陵哀册》上的契丹文字同突厥文字比较对证，最后认定契丹文字来源于突厥文。[5]其文既出，很快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日本东洋史专家田村实造对其褒扬有加，称颂此文“成功地解决了多年的疑难问题……是值得我们向全世界夸耀的”。[6]果真如此吗？非也。我国学者于宝林已从契丹字之字型、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及契丹文与突厥文的大相径庭等诸多角度撰文详加辨正，匡误纠谬，[7]足备参考，毋庸赘述。其实，仅就突厥文字的行用历史而言，亦不难看出该说的难以成立。
突厥文是突厥汗国（552～744）所使用的文字，名至实归，但西人却以这种文字在外形上和古日耳曼人的卢尼文有些相似而先入为主地将其称作“卢尼文”了。在回鹘文创制和普遍流行之前，漠北回鹘汗国（744～840）使用的主要也是这种文字。840年回鹘西迁后，突厥卢尼文逐步为回鹘文所取代，不复流行。假使当时入契丹的不是回鹘使者，而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兼善复古的学者，说不定会有些许可能授迭剌以突厥文。问题是连这样的假设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很难想象，作为一国之使，会主动舍弃自己所熟悉的国书——回鹘文不用，而选择当时已灭亡或行将灭亡的文字向契丹人传授。况且，该使者在925年时是否还认识突厥卢尼文字也是颇值得怀疑的（其身份毕竟不是一位学者）。西方学者常将包括回鹘文在内的古突厥语族的文字概称为突厥文。如果村山七郎取的是此意，那仅仅是名称上的差异而已，与大局无妨，而事实是他用以和契丹文字比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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