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众多的中亚古突厥民族中，回鹘人最早转向定居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在蒙古高原上所建立的强大的草原帝国于公元840年被辖戛斯（即今新疆柯尔克孜族和中亚吉尔吉斯人）灭亡之后，他们在吐鲁番绿洲和甘肃走廊找到了新的定居地。早在公元前最末几世纪中，这里以及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中就已存在着一些小国，其民族大多为印欧人，如吐火罗人（Tocharern）、塞种（Saken）或粟特人（Sogdern）。在塔里木地区不管哪里出现国家，它们总是以绿洲为中心，因为在那里的居民大多以农业或园艺业为生，为此修建和保养水利灌溉设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任何对水利设施的忽视都会导致已开垦的土地干涸和毁灭。除去公元6世纪中叶以来可证实的突厥化过程之外，它的最后阶段被看作是回鹘氏族部落大举推进的过程，塔里木地区诸国的发展常常取决于中原汉族王朝中央权力的大小与扩张的程度所制约。这一地区在汉族人眼中统统都被视作“西域”。
在不同的时代，邻近地区（中亚、印度北部、中国北方、西藏）以及经过这里的民族在文化方面都对塔里木盆地周缘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对塔里木地区产生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佛教了。公元前1世纪以来，佛教就已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并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以使自身在整个塔里木盆地南北地区都得到弘扬和发展。它在穿越塔里木地区之古代商路的时候，以不可阻挡之势自西向东扩展，传入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与之同时，在塔里木地区还存在摩尼教和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后者在中原地区被称作“景教”。这一地区的古老文化在上个世纪末因轰动一时的吐鲁番－敦煌探险而引起世人的广泛注目，这里相继出土的为数丰富的以多种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献就真切地向我们昭示着那个时代塔里木盆地佛教的昌盛与繁荣。[1]
吐鲁番和敦煌等地出土的古突厥—回鹘语言文字材料多为 9 至 14 世纪间的遗物，1910年俄国学者马洛夫（S. E. Malov）于肃州（今甘肃酒泉市）东关文殊沟一带发现的写成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āsa）》写本以及出自甘肃诸地的其它几卷残卷则可视作回鹘后裔在河西地区的续作。[2]
出自吐鲁番、敦煌等地的古突厥语文献大多系佛教内容。这些文书虽然充分证实了佛教文学的多样性，然而并不能由此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认为当时在佛教寺院里业已存在着古突厥语佛教教规的文献藏品。公元981年，北宋（960～1127）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当其在出使奏本中述及高昌宗教状况时，这样写道：
佛寺五十余区，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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