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王延德在高昌佛寺中所见到的典籍均应为汉文的佛教经书，否则他一定会给这些经书所用的文字和语言作一交代。

部分突厥文化在塔里木地区的迅速移入[4]是接受了佛教并使之口头流传开来，从而使佛教逐渐成为回鹘王国精神生活的决定因素。包罗万象的翻译工作则成为佛教信仰的前提，也是其必然结果。除一些文书残卷和少量的佛寺铭文以外，[5]这些新创作的文献的原始资料目前仍没有下落。

这里还需提及的是，从一些突厥和回鹘游牧部落的原始资料以及汉籍史乘的相关记载看，自公元6 世纪起，佛教就以不同凡响的成就而为他们所接受。汉籍史乘的记录和解释已由葛玛丽在她的论文《佛教在突厥人中的使命》中加以整理研究。[6]这里仅将其中涉及佛教典籍之翻译和传播的资料撷取出来并略加考述。

《北齐书·斛律羌举传》载公元6世纪末刘世清曾受突厥可汗佗钵（Qaγan Taspar，572～581）之命为其翻译佛经：

代人刘世清，祖拔，魏燕州刺史。父巍，金紫光禄大夫。世清，武平末侍中，开府仪同三司，任遇与孝卿相亚，情性甚整，周慎谨密，在孝卿之右。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7]

遗憾的是这部被视作最早的突厥语译著却没有保留下来。正如葛玛丽[8]和巴赞[9]所推断的那样，这部译著是用流播很广的粟特文写成的。我虽然熟知柏林吐鲁番藏品中古回鹘语《大般涅槃经（Nirvāna-S[tra）》译本的一些残片，然而可以肯定，这些残片绝非出自上文所述刘世清的译本。

《续高僧传》卷2《阇那崛多传》提到，在刘世清之后，又有犍陀罗国高僧阇那崛多应佗钵可汗之邀于574年入突厥传教，直到584年始得归还，前后历时十余年。[10]显然，佗钵可汗对其所从事的翻译佛经和传教布道工作是相当满意和支持的。从各种信息可以推断，佗钵可汗之子尔伏可汗（Niwar Qaγan）也是相当虔信佛教的。[11]阇那崛多及其身边的和尚是否也参与了把佛教典籍译成突厥语的工作，不得而知。我们也无法知晓，阇那崛多之译经依据的底本到底是汉文还是印度的梵文。

要研究突厥—回鹘佛经译本的源流问题，我们就必须研究现今尚存于世的各种佛教文献。同时要注意这些佛教经书到底是由谁抄写，由谁布施的。要解释这些问题就必须弄明白佛教在回鹘社会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

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这些佛教典籍大部分都抄写或刻印于蒙元时代（13～14世纪），有的还写有前言或尾跋，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敦煌和吐鲁番都有出土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这些为数虽已不少，但可以肯定，留存于世者只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在蒙元时代，回鹘人不管在宫廷中还是在地方上；不管是入世的政治家还是出世的僧侣；不管是政客还是文人，都深受蒙古统治者的器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12]回鹘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在蒙元帝国统治时期起着精神文化的先导作用。

随着铁木真的崛起和蒙古国的建立，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发动了规模巨大的西征运动，征服了从蒙古高原直至中亚的广袤地区，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见时机成熟，便于1209年谋杀了西辽王朝（西辽是契丹人耶律大石于中亚八拉沙衮建立的封建王朝，存在于11至12世纪间，统治地域大致包括中亚和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地区）驻高昌的使者，正式脱离了西辽的监护，归顺于草原上新兴起的势力强大的蒙古帝国。《蒙古秘史》记载了亦都护归顺成吉思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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