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鹘文写经概况

现在拟就回鹘人的佛教写经问题略作探讨。这里有必要将其划分为前蒙元阶段(9～12世纪)和蒙元阶段(13～14世纪)两个区别较大的时期。与摩尼教徒一样，佛教徒为翻译佛经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寺院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将佛教教义在广大民众之间进行广泛的宣传。这一翻译活动的发轫我们已无从知晓，因为早期(指漠北回纥汗国时期，744～840)的译作未见留世，今完整保留下来的写、刻本都属于在回鹘西迁后几个世纪中的遗物。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出现了一些词法和句法上的变化。根据葛玛丽对早期佛教术语的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最早的大师应是粟特人。[27]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某一文书是从粟特语翻译过来的。按年代的顺序，以下几种语言可以考虑是当时的原始语言：“吐火罗语”、汉语、藏语，在第二阶段可能还有译自梵语者。

若不依年代，而用实例来证明这个发展过程，那么就可以将其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回鹘人阅读佛教作品时使用“寺院语言”。在有些情况下，诵经者随手将自己的阅读心得、体会、愿望写下来，如在一部译自汉文的回鹘文《增一阿含经》之背面中，有题记写道：

为了至高无上的梨逊(Lison)大师的平安，使之功德圆满，我脱录·都统·海涯(Tolu Tutung Qy-a) 虔诚地诵读了这部《增一阿含经》。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28]

2．回鹘佛教徒抄录的非回鹘文经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一件由回鹘人抄写的粟特语文献《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Vajracchedikā-sūtra)》，其题记称：

我库特鲁克(Qutluγ)用手写体亲笔抄出。[29]

在粟特语文献(如著名的波斯匿王故事残卷)中，于经文背面撰有笔记是司空见惯之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保证，此题记到底是回鹘人自题或是原书中旧有的。

3. 把经文移植于流行的“寺院语言”中。这方面的实例首见于附以符录和咒语的中古伊朗语摩尼教文献残卷。值得注意的是，其旁边还附有字母表。这种方法在佛教流播区域内也被采用了。人所共知的就是佛经中常见的陀罗尼，它们在很多情况下都附有梵文字母原文，其做法与上述摩尼教文献几无二致。也有一些佛典经由回鹘人改写，用音译形成表现出来。回鹘人中流行佛教经典大多都是手抄本，把汉语或梵语经文抄写下来，在其行间注以回鹘文，以标明原始语言之发音。胜金口出土的保存相当完好的木刻本密藏经典《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就是回鹘人以汉文本为底本而用回鹘文作的注音。还有一些是吐蕃—回鹘文对音本，用回鹘文音注藏文经书，这在吐鲁番地区也有不少发现。

4. 用逐词、逐段翻译法进行翻译。这种直译法有利于保持经文之原始含义，使翻译质量更上一层楼。这方面的例子有汉文－回鹘文对照的《阿含经》诸文献及耍蛇魔术书《蜜特拉经》。

5. 不论是对宗教社团，还是对个体僧侣来说，探讨、学习佛教义理最简便的方式无疑是阅读那些已被完全翻译过来的经典。那么，译文之语言受其影响，自然会变得越来越丰富，葛玛丽即曾撰文论述佛经翻译活动对回鹘语发展的重要作用。[30]佛教寺院应是最早受到翻译者影响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它们所起的作用和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教堂所起的作用是一致的。

回鹘所译佛经不仅量大，而且几乎囊括佛经中所有最重要的经典，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写、刻本作一个简单的介绍。想对所有的文书都一一进行详尽的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我所选择的文献一方面是要把不同的流播系统解释清楚，另一方面我想介绍几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受汉传佛教影响甚深的大乘佛教作品。这些作品有的以现有大量古突厥语写本传世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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