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亚传统经典

毫无疑问，古回鹘语佛教写经中最古老的部分当推那些译自吐火罗语的佛典。吐火罗佛教文献在新疆多有出土，在语言上不同地区间略有差别，可分为两种情况，一部分具有古龟兹(库车)主要方言特点，另一部分则具有焉耆和吐鲁番方言特点。

根据吐鲁番、哈密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题跋，该文献是由吐火罗语翻译过来的。由吐鲁番出土文书推断，除了印度诸语(首先是梵语，还有犍陀罗俗语)之外，塞语和粟特语在回鹘西徙以前也都曾对塔里木盆地佛教的流传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粟特人一样，吐火罗僧侣接过印度高僧传来的接力棒，把佛教进一步传给东方的突厥人。他们是联系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中介，是把佛教由中亚向东亚推进的主力。他们对古突厥、回鹘人产生影响的时间都早于汉传佛教。

在早期回鹘文文献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著作首先当推拥有完好且写本众多的《弥勒会见记》。其标题源自梵语Maitrisimit，意为“与弥勒佛相会”，这一主题勾勒出了文书的重要内容，使人们把在中亚对弥勒崇拜的产生或繁荣联系在一起。[31]弥勒是未来佛，据《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等载，原出婆罗门家庭，后为佛弟子，先佛入灭，上生于兜率天宫，经四千岁当生于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广为说法。其圆寂及上生兜率天宫的过程在《弥勒会见记》第27幕中有详细描述。其中有一页被缪勒称作题记的一段文字，葛玛丽和特肯均认定其非，因为《弥勒会见记》正文本身就有一段内容如是说：

第二十七幕包括着伟大的佛法，它为诱导众生而讲述这位神佛怎样在三阿僧祇(Asa/khyeyas：无限时间)中，如何在百个大劫(Mahākalpas)中修习精进，又是怎样从兜率天中下到凡间过上人的生活并在其中得以诞生，他是怎样夜半逾城出家，并在陀跋雅森林(Hain Tapavana)进行了六年的苦修(Duskaracaryā)，又是怎样坐上金刚(Vajrāsāna)宝座，怎样战胜魔王波旬(Maras)的四重魔军，并在刹那间取得举世无匹的佛果，如何使法轮运转，从而拯救了五比丘和八万生灵，如何十五阿僧祇的那由多(Nayutas：无限时间)使众生得度，直至他在拘尸那揭罗附近的娑罗林(Hain Salavana)中进入涅槃。[32]

这部回鹘文著作，如同其所依的吐火罗语底本一样，常被称作“剧本”。葛玛丽[33]和鲍姆巴奇[34]经研究后认为， 这种本子(或类似的文本)是可以作为街头说唱结合的戏剧演出之底本来使用的。

鉴于《弥勒会见记》之外的古回鹘文及吐火罗语作品的抄本现在正处于整理之中， 研究、出版工作只能说是刚刚开始，所以对吐火罗语、回鹘文中具有说唱性质的文献的最终结论现在还为时过早。古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题记的说法是否切合实际，即是否真的就译自吐火罗语文本，还是个问题。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写本情况不一，需具体探讨。一部分片段看起来不像是“翻译”出来的，而其它部分也只能从内容上推测像是译作。要研究这个问题必须对现有的材料进行彻底的分析才能有所收获。其结果必定对吐鲁番佛教的传播途径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遗憾的是，关于《弥勒会见记》译本的成书时间在题记中没有任何表露。特肯以其所知的最为古老的抄本把译本的成书时间定在公元8世纪，[35]对此，我不敢苟同。有一则题记提到过一位名叫ksy"c'ry(Kl'np' try，相当于梵语Kalyānabhadra) 的法师，按照特肯的观点，该词可能就是Kalanabhadra(?)，而此名又可见于吐鲁番出土的一则回鹘文木杵铭文。[36]实际上，木杵铭文中的名字只有开头部分可以看清楚。以愚之见，还是不要将其等同起来为好，更不能武断地将其判定为同一人。至于这则铭文的时代，缪勒定为767年。此说早已为学界所否定。根据文书透露出的所有迹象，可以肯定，该木杵只能是公元十到十一世纪间的遗物。[37]我觉得对此问题有必要参考葛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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