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译文和大部分回鹘文手稿只包括从经文中摘出来的偈语，它们一般是对前面所提到的《金刚经》散文部分进行总结，故井ノ口泰淳称其内容“相对贫乏”。[58]

因为回鹘文文本的前言也是以译文形式出现的，所以毫无疑问，其译文同样应是以汉文为底本的。值得注意的是，回鹘文本中有偈语，但在汉文本中迄今未能发现样本。由于回鹘文写本中没有一本是保存完好的，故还不能说偈语总数到底有多少，是否多于散文，何以得以保存？

有一部汉文原著也许是因为它年代久远不被或不再被认为是伪作，它就是《慈悲道场忏法》。很多古突厥语译文的抄本都谈到这部经文的早期传播和它的意义。这个事实无疑与中世纪中亚俗人的忏悔传统有关。普通人的忏悔一般是从大乘教的观点出发的，是对佛祖的赞颂，完全没有个性特点。抄本的施主把他们的名字填写在专为此而设的榜题框内，希望以此功德能为自己，也为亲属免除所有罪过。从强调的角度来看，抄经颂经的目的主要是对亡故者免除罪孽而布施的，因此将这类文字命名为“超度经文”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回鹘文译本与汉文版本相比有较大扩展，甚至有部分内容是从其他文献中照搬过来的。梁朝时期(502～549)，武帝欲为他的因果报应而托生为蛇的妃子完成一部功德(Puzya)文。为达到此目的他便与志公(418～514)以及其他僧人商量，他们推荐了一部新本忏罪文书并付诸实施。

志公原名宝志，又作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修习禅业，居止无定，颇有神力，深得梁武帝的赏识。其事迹见于慧皎撰《高僧传》卷10。

根据题记可知，回鹘文译者是来自别失八里的Küntsün Säli Tutung。此人生活在什么时代，我们无从得知。但至少有一个抄本可为确定其年代提供参考。该抄本的施主在属于本书第10页的一份残卷上被明确地称为Singtsön Tutung。[59]这肯定是一个中国血统的和尚名字。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同样的名字也出现在提罗整理过的一份汉文写本的题记中。该写本已残缺不全，现藏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册子装，其中包括有部分属于“千字文”的内容。在这篇时属西辽王朝(存在时间大约在公元1211年左右)的题跋中竟然出现有交河城的“胜泉都通”一名。[60]前面提到的回鹘文形式在发音上与汉字完全相同。如果再走得远些，设想二者为同一个人物，似乎更容易理解。这个胜泉都通就是《慈悲道场忏法》抄本的施资者。因此译文的年代预计更早。

大乘教经典中的某些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某些门派和流派使用的根本经书。大乘教诞生之初，也许曾受到伊朗的影响。由慧远(523～592)创始，至唐代善导(613～681)时得以确立的净土门派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诸宗中最有生命活力的门派之一。此宗的主旨是以行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此宗以三经一论为所依的典籍。三经是：一、《无量寿经》(2卷)，曹魏康僧铠译，叙说阿弥陀佛因位的愿性和果上的功德。二、《阿弥陀经》(1卷)，姚秦鸠摩罗什译，说示净土的庄严和执持名号证诚护念的利益，梵文原本今尚有留存的。三、《观无量寿经》(1卷)，刘宋僵良耶舍译，说示往生净土的行业。后者梵文本未见传世，故它到底是产生于印度甚或中亚，至今尚称一谜。一论指的是世亲所造《往生论》，总摄三经正明往生净土的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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