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两部《阿弥陀经》中有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描写和对四十六种誓愿的描写，而这些誓愿曾是比丘法藏，即后来的阿弥陀佛在世自在王佛面前解说的，与此相反的是《观无量寿经》却指出了一条途径，利用它人们可以聚精会神地对阿弥陀佛进行思维。这部经是否真的可追溯到一种印度语或一种其它的中亚语言，如前面已提到过的那样还不能确定。有众多因素说明它应起源于汉文。橘瑞超在1912年已发表了一篇回鹘译文的残卷。[61]百济康义指出，它译自汉文。[62]其它同一类手稿的残卷也已在柏林藏品中被发现，并已刊布。[63]

阿拉特刊布的木刻印刷品残卷[64]已被证实是按照汉文文献撰写的。汉文原为散文形式，回鹘文将其变为诗歌体。作者是前文已提到的夔夔。因为诗人是用流行的分段式头韵法来撰写的，所以他不得不把有些段落缩短，进行调整或写上一些符合头韵条件的词句。他是根据回鹘文译文还是根据汉文原文撰写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不是我们这里研究的对象。我更愿意就两个问题略提一下，二者都是伴随着佛经原典由散文向诗歌的转化而出现的。

其一，它们可能有很深的头韵法诗歌的渊源。很显然在那个时代有那么一些人有能力把一些给定的素材撰写成诗，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专为壁画上的朝圣铭文而写作。如果设想具有宗教和哲学色彩的艺术诗中的头韵法可追溯到民间诗歌传统上的话，那么古突厥语的头韵诗歌的历史会更早。

作为同样的类型还应提到蒙古的被称作“册子故事”的诗歌。把给定的散文素材(大多是中国的历史评论或民间传说)改写成诗歌，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在蒙古民间可谓比比皆是，这类诗歌在民间俚曲中广泛存在。

另一方面应该强调的是，进行如此广泛的文书改写必定是对佛教及其文献相当熟悉才能胜任，以此也可推断，佛教在回鹘人中间是有相当根基的。这一推断至少或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我们前已有所了解的改写者夔夔和安藏。

《普贤行愿》是蒙古皇帝授意印刷的的一份回鹘文佛教著作，由62则偈语组成，它在所有信仰大乘佛教的国家都传播很广，备受青睐。这些把华严教派的基本教义简要表达出来的诗歌是四十卷本《华严经》末尾的附录，它是不空金刚大约于746～771年间译成中文的，有单行本流传于世。

回鹘文本之译者是来自别失八里的安藏(?～1293)。“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翻译家，在蒙哥汗和忽必烈汗时期，他将大量的汉文经典、史书和行政文告之类翻译成蒙古语。”[65]有关安藏的材料在程文海(号钜夫，1250～1319)所撰写的《秦国文靖公神道碑》中有详细叙述，不久前已被森安孝夫作了引用。[66]后来《新元史》和《蒙兀儿史记》为安藏立传，所依据的基本史料就是该《神道碑》。根据这些叙述，我们可大致勾勒出安藏一生的基本线索。

安藏五岁时，即从父兄学习经书，九岁时从师就读。据说他一目十行，日记万言。 十三岁时能默诵《俱舍论》三十卷，十五岁时，即贯通孔释之书；十九岁时被征招入朝。世祖忽必烈于1260年继位时，安藏曾进《宝藏论》和《玄演集》，令皇帝赞叹不已。他劝皇帝亲经史以知古今治乱之由，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当世祖之弟阿里不哥(Arïγ Bökä)于1260～1264年间在蒙古反叛时，世祖不愿兄弟阋墙，遂遣安藏劝说阿里不哥撤军。此后，他作为世祖顾问备受青睐，特授翰林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和参议中书省事。奉诏译《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为回鹘文，深得皇帝嘉悦。死后被追封秦国公，谥文靖，其遗作受命传刻付梓，得歌、诗、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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