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华严经》等经典的翻译之外，安藏还用诗体改写了《普贤行愿》，并创作了两首与之相关的诗作。这两首诗分别见于大英博物院藏敦煌回鹘文写本Or. 8212-108和柏林藏吐鲁番回鹘文写本T. III. M208中：

T. III. M 208

由您的仆人(即我)作的头韵佛教诗完成了。安藏，翰林学士，虔诚信仰由神圣的普贤菩萨所追求的佛法，善哉！善哉！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

Or. 8212-108

我安藏为寻求圣德，带着万般仁善开始了该诗的创作，我被名曰《华严经》中的有关坚不可摧的法门入品的一章长诗深深打动，在那里佛的后嗣因至仁至善而受人赞赏，万能的主就在芸芸众生之中。

二者都应视作原诗的一部分，且都以《华严经》为蓝本。就这一点而言，安藏应是佛教华严宗的虔诚信徒。他在《普贤行愿》译本的题记中自称是阿里不哥的“自己的僧人”，说明这部作品应译于蒙哥汗去世和忽必烈掌权这段时间，也就是说在1259年6月到1260年6月之间。他对《普贤行愿》的改写自应迟于这一时间，因为在译文题记中安藏已拥有翰林学士的头衔。

出生于别失八里的胜光法师(约10～11世纪间人) 无可争议的是一位多产的和最具重要意义的翻译家。除了众多的经书之外，他还把慧立(于648～649年间撰前5卷)、彦悰(于688年续后5卷)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称《玄奘传》)从中文翻译成回鹘文。

除玄奘本人所著《大唐西域记》以及其他西行僧所著的游记之外，这本传记当属介绍塔里木诸国情况，尤其是其佛教流派传播情况的重要著作之一。

不久前我们又发现了一件用汉语和回鹘语对照的《玄奘传》双语残卷。这一事实引人兴趣。说明当时西行印度的这位高僧在回鹘社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非局限于胜光法师个人。施资抄写这部著作的功德主曾多次发愿，内容自然与其他抄本的功德发愿文几无二致。

正如出土物所显示的那样，吐鲁番和敦煌遗留下来的回鹘人佛教文献大多为手抄本，另有一小部分是木刻本，这些书籍都是人们出于具体的动机而抄写、印制的。施资者常常在适当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除去少数经过深思熟虑的题记外，一般都写在事先预留好的榜题框内，有的干脆书写于某一卷或某一章节的末尾。后者应是古代中亚特有的做法，因为在中世纪伊朗摩尼教文书末尾中出现的人名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将其理解为施主。

五、伪经

正如孟列夫所证实的那样，后人伪造的《父母恩重经》在唐朝流传很广。陈观胜视这部经为儒家思想影响佛教的一个典型事例。他认为此经的出现，原因很多，主要是处于中国特有社会条件下的中土佛僧，感到有必要教导信众遵从孔夫子的孝道伦理，适应中国的固有传统，以避免反佛势力攻击其缺少伦理准则。这些准则包括双亲对子女的爱护和孩子们对老人的孝敬等，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这些内容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佛教中的出家思想，与儒家的孝道观念本来就存在着矛盾。“不孝”遂成了佛教受攻击的把柄。《父母恩重经》的形成与流播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67]此经在回鹘中亦有流传，我们手头虽无此经之译本传世，但与这一内容密切相关的讲述父母之恩的诗歌抄本却不少，而且还有一件木刻本留存。[68]这部押头韵的诗作与前文提到的汉文《父母恩重经》直接相关，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那件折叠装回鹘文木刻本背面上留下的四个汉字：“父母恩重”。这件刻本时属元代，说明该经当时在回鹘中还是相当流行的。陈观胜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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