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是给上面所举文献一一进行详细论说的地方，然而我感到有必要把萨迦班智达(1182～1251)的《师事瑜伽》作为特例予以解释，因为该书明白无误地阐述了藏传佛教的一些重要观点。在很多类似的作品里都对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有着非同小可影响的西藏萨迦派喇嘛与其门徒在师承方面的紧密联系作为得到知识和达到解脱的基本条件。对师傅的崇敬和效劳是作为对佛的崇敬来看待的。信徒们要对师傅表现出无限的忠诚并在身体方面、精神方面以及物质方面作出牺牲。通过藏传佛教的这个原则，密宗教义得以在上层的僧人中流传，因此由这点看也不排除出现俗人作为抄本和印刷品供养人的可能。

此外还可确认，藏传佛教在回鹘人中并不是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因为根据流传下来的文书证明还有其它大乘教流派存在，它们甚至与净土宗一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凡研究回鹘文佛教经典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回鹘文经籍大都是通过第二手材料转译过来的。当然，回鹘人对《玄奘传》的翻译不属于这一范畴，因为它尽管译自第一手材料，但这个材料是汉文而非梵文。唐代中国高僧玄奘，为求取真经，不远万里赴印度求学，搜集到大量的印度语经典，回国后又以极大的热情去探寻印度佛教的源流和塔里木盆地诸国佛教的情况，故特受回鹘人尊崇，其传记遂被胜光法师译成回鹘文流传至今。印度语佛教典籍对回鹘佛教影响甚巨，说明在回鹘化时代的吐鲁番绿洲中，印度人以及吐火罗人几乎未扮演什么重要角色。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在粟特人那里也较少有印度人的直接影响。粟特佛教文献出现的时代是相当早的，但从传世的文献看，大部分也是从汉文译出的。这种局面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不是因为印度人的影响力小，而是汉传佛教在中亚所形成的影响力巨大造成的。“汉传佛教在高昌回鹘王国有着非常强烈的影响。”[77]根据上下文来推断，葛玛丽的这句话显然应如是理解， 即汉传佛教在这里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如果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就可以把蒙元时代晚期回鹘人用音标转写印度语经书一事理解为回鹘人在长期的佛教活动中渐渐地感觉到有必要对梵文原典有所了解，于是，他们便以这种新的更具体的形式接受印度外来语。有时候他们把经文中出现的有印度语渊源的外来词直接用婆罗迷文书写。总之，这应该说是一种新现象，可以作为梵文文化在回鹘中初兴的标志。

从题记看，以“印度语”(实际上就是梵语，回鹘文写作änätkäk tili)作为原始语言的回鹘文译经数量不多。据我们所知，《决定毗卢尼经》之回鹘文题跋称此经是必兰纳识里(?～1332)由印度语直接译为回鹘语的。[78]此外，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1卷中的《八大圣地制多赞》也是由梵语直接翻译过来的，译者为Amoghaśr]法师。[79]回鹘语文献研究专家罗伯恩和毛埃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此经应是通过藏文转译的。[80]

七、译自梵文的经典

对回鹘文译经情况的评价文已经涉及过，这里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些细致的探讨。既不能贬低回鹘文译本的学术价值，也不能不顾回鹘文佛经不是回鹘人所著，而是对外语著作的翻译这一事实，否则对研究不会有任何裨益。陆宽田的见解就很值得借鉴，他说：

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中亚的佛教文学仅仅是一种翻译文学。持这种说法的人可能对中亚语言不够熟悉。许多回鹘文经书，即所谓译自汉文、于阗文或梵文原著的译本，实际上是适应回鹘国情和意识形态的改编本。回鹘学者不仅从事改编工作。而且常常以介绍佛教经典的形式撰写学术文章。[81]

本生故事描绘释迦牟尼佛过去若干世忍辱牺牲、救人救世的善行；因缘故事则描述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事迹。这类文献之回鹘文写本也不少。但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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