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兴起于印度的讲唱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由印度流入中土，促进了唐代讲唱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展转传入回鹘，并对古代回鹘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及汉文佛教文献看，这种讲、唱并用，诗、文共举的文学形式在古代回鹘佛教徒中亦应有所传播。著名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既可以说是“原始剧本”，也可以说是回鹘的佛教讲唱文学底本，当该讲唱底本，一旦用于舞台表演，即可成为戏剧。这种讲唱结合的文体，对后世维吾尔族的民间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  讲唱文学  回鹘  敦煌  吐鲁番  印度

讲、唱并用，诗、文共举，是印度文学的一大特色。古代印度的讲唱艺术相当发达，著名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都是靠口耳相传之讲唱艺术流传了多个世纪后才得以定型的。这种文学形式后被佛教所借用，当佛教东传流被中土时也随之传入中国，并随着佛教的流行而得到广泛传播，在大众之间逐渐传开，人们欣赏这种文学形式，于是出现了用口语又说又唱或以唱代说的文学体裁。这在唐代被称作“俗讲”。用于“俗讲”的底本被称为“变文”。
至于“变文”之具体含义，学界存在着多种说法，大致可归纳为“文体变易说”、“神变故事说”、“图文说”、“改编方式说”、“应变说”等。近期，姜伯勤先生从《中观论疏》中检出“变文易体”一语，指出“变文是对经文的变易了的文体，是以变态方式宣唱经文及事缘的文本”。[1]由于这一解释的依据出自内典，应是较为可取的。在敦煌发现的变文中，有的用散文体书写；有的以韵文写成，而变文的基本式样则是韵散相间，诗文结合，说说唱唱。
变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的应该是引录经文和说唱全经的讲经文，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佛说阿弥陀讲经文》、《盂兰盆经讲经文》等；第二阶段才开始不引经文，而只是演绎佛经故事之经文，如《降魔变文》、《破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即是如此，这类变文由于是从佛经故事中撷取出来的，故被叫做“经变”；第三阶段，才敷演出一些与佛教无关的独立作品，如《张议潮变文》、《汉将王陵变》、《伍子胥变文》等。[2]以变文与讲唱结合，使佛典或历史故事之奥义变得通俗化、故事化和民间化，更容易为听众所接受。藉由变文讲唱的流行，佛教得以在唐五代取得极大地发展。
从敦煌出土的文献看，由汉地形成的以变文、讲经文讲唱为代表的讲唱文学在高昌回鹘王国中亦有一定范围的传播。敦煌发现的高昌回鹘讲唱文学作品——S. 6551V《佛说阿弥陀讲经文》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兹节录其文如下：
但少（小）僧生逢浊世，滥处僧伦，全无学解之能，虚受人天信施。东游唐国幸（华）都，圣君赏紫，丞（承）恩特加师号。拟五台山上，松攀（攀松）竹以经行；文殊殿前，献香花而度日。欲思普化，受别中幸（华），负一锡以西来，途经数载，制三衣于沙碛，远达崐岗；亲牛头山，巡于阗国。更欲西登雪岭，亲灵山，自嗟业障尤深，身逢病疾，遂乃远持微德，来达此方，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莫不地宽万里，境广千山，国大兵多，人强马壮。天王乃名传四海，得（德）布乾坤，卅余年国安人泰，早授（受）诸佛之记，赖蒙贤圣加持，权称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诸天公主邓林等，莫不貌夺群仙，颜如桃李，慈人玉润，既叶九[五]之宠，爰丞（承）圣主诸恩，端正无双。诸天特勤莫不赤心奉国，中孝全身，扫戎虏于山川，但劳之箭，静妖纷（氛）于紫塞，不假絣纮。遂得葛禄、药摩、异貌达但，竟来归伏，争献珠金；独西乃纳驼马，土蕃送宝送金；拔悉密则元是家生，黠戛私则本来奴婢。诸蕃部落，如雀怕鹰，责（侧）近州城，如羊见虎，实称本国，不是虚言。少（小）僧幸在释门，□敢称赞。更有诸宰相、达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