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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回鹘讲唱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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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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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曲本，但这种曲本提供了舞台戏剧表演的可能性，可作戏剧表演的根据。它相当于后世戏曲表演的“总纲”、“总讲”或“幕表”。它体现了叙事讲唱文学和戏曲文学的双重品格，是由说唱向戏曲过渡的桥梁。[22]
也就是说，变文讲唱之底本若用于舞台表演，即可成为戏剧。敦煌写本S. 1344《鸠摩罗什法师通韵》可为此说提供有力的证据：
或作吴地而唱经，复似婆罗门而诵咒。世人不识此义，将成戏剧为（佚）情。为此轻笑之心，故沉轮（沦）于五趣。[23]
这一记载亦揭橥了讲唱与戏剧之间的密切关系。戏曲剧本包含了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部类，其演出熔唱、念、做、打、舞于一炉，达到艺术性、音乐性、舞蹈性与戏剧性的统一。
如前文所言，变文讲唱文学形成于唐代，但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就没有以说、唱为代表的文学形式存在，如以讲唱为主的印度梵剧早就形成了，而且也早已为国人所知。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五十八云：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闻是语已，诣向释王婆提唎迦所。于是释王婆提唎迦从宫而出，在那吒迦（随云以歌说古事）音乐之会，观看而坐。[24]
其中的那吒迦，即梵语Nātaka的音译，意为“剧本”“戏剧”。译者阇那崛多为其加注云“以歌说古事”，表明戏剧之演出，既有音乐，又有说唱。《旧唐书》顾况本传载：“其《赠柳宜城》辞句，率多‘戏剧’文体，皆此类也。”[25]说明“戏剧”一词是由来已久的。因说唱在表达上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需要的情况下，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诸伎百戏扮演出来，就会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德国突厥学泰斗葛玛丽在论及《弥勒会见记》之表演特色时曾做过这样的论述：
在古突厥与文本中，《弥勒会见记》是戏剧艺术的开端。在正月十五的这个公共节日里，信徒们聚集在寺院里礼拜圣地。他们忏悔罪过，奉献物质的、精神的或是象征性的供物，举行拯救亡人的宗教仪式。晚上，他们聆听教诲性的故事，或者高兴地观看展示着的图画，观赏颇富才华的哑剧演员和朗诵者在按照各自不同的角色演出一些象《弥勒会见记》一类的作品，或是听法师及其弟子们之间的学术对话。这些为演唱而撰写的宗教作品不是经典，但它们却是由论(Śāstra，宗教理论)的权威们编写的，目的是通过生活中的事例和各种优美表演的刺激，把民众吸引到神圣的教导中去。[26]
故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变文讲唱与戏剧之间存在着既互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关系。变文讲唱本身就含有戏剧的因子，而戏剧的表演又主要是通过讲唱来完成；由是以观，我们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释作原始剧本或讲唱文学作品应该说都是可以成立的。因各人所站角度不同，在给文献定名时会产生歧异，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弥勒会见记》只能说是一种原始的剧本或者说是剧本的雏形，不能用现代的戏剧标准来衡量之。
这里，我们似乎还应注意到《弥勒会见记》中的诗歌，如吐鲁番胜金口出土编号为T II S 2b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第12～23行）中的《十二因缘诗》即颇值得重视。兹移录如下：
若无“生”缘，定无“老死”；若无“有”缘，便没有“生”；若无“取”缘，便没有“有”；若无“爱”缘，便没有“取”；若无“受”缘，便没有“爱”；若无“触”缘，便没有“受”；若无“六处”缘，便没有“触”；若无“名色”缘，便没有“六处”；若无“识”缘，便没有“名色”；若无“行”缘，便没有“识”；若无“无明”缘，便没有“行”。
若“无明”缘灭，“行”缘便灭；若“行”缘灭，“识”缘便灭；若“识”缘灭，“名色”缘便灭；若“名色”缘灭，“六处”缘便灭；若“六处”缘灭，“触”缘便灭，便止；若“触”缘灭，“受”缘便灭；若“受”缘灭，“爱”缘便灭，便止；若“爱”缘灭止，“取”缘便灭止；若“取”缘灭止，“有”缘便灭止；若“有”缘灭止，“生”缘便灭止；若“生”缘灭止，“老死”缘便灭止。[27]
该诗文字洗练，格律谨严，语言优美，内容紧凑，韵律隽永，均押尾韵，深刻地阐明了佛教十二因缘思想。诗作韵脚变化巧妙，节奏感强，读之朗朗上口，堪称回鹘文佛教诗歌中的上乘之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韵文之前，附有两句散文：
是后，尊者菩萨体悟轮回转生，摆脱痛苦而达到彼岸的道理。
这两句散文与全诗浑然一体，颇似戏剧表演中的念白。尤其是句首的“是后”，有听或读完该诗后便会得知之意。这些散韵结合的内容，颇有讲唱文学之风格。所以，这一段内容在剧本中的出现，更凸显出回鹘文“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之讲唱文学特征。
关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作者和译者，在写本的第1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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