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佛教与回鹘讲唱文学 |
 |
时间：2009-7-24 13:48:43 来源：不详
|
|
|
、3、10、12、16、20、23、25诸幕末尾都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跋语。例如第1幕的尾跋称：
精通一切论书的、饮过毗婆沙论甘露的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制成古代焉耆语，智护法师[又从焉耆语]译为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书中跋多利婆罗门作布施第一幕完。[28]
据此跋文可知，该回鹘文文献先由圣月大师据印度文本改为古代焉耆语，以后又由智护大师据焉耆语转译为突厥语。现存世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也有好几种写本，其中一件提到该书原名为“Maitre-yasamita Nātaka”，即《弥勒会见记剧本》。古代吐火罗文本每幕前都标出了演出地点、出场人物及演唱的曲调，无疑为剧本。但哈密回鹘文本未标明曲调与出场人物，仅标出了演出地点。将吐火罗文本与回鹘文本相较可以看出，二者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又各具不同的文学风格。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证实，《弥勒会见记》原为一部长达27幕的佛教剧本。哈密回鹘文本现存25幕，缺26、27两幕，但比原本多出了序幕。吐火罗文、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发现，为我国古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它表明回鹘人通过佛典的传译，学会了来源于印度的戏剧表演。公元981年北宋使者王延德出使西域，至北庭晋见高昌回鹘狮子王时，就被招待看了当地演出的“优戏”。[29]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通过佛教学到了新的表演形式，同时又用之更为广泛地宣传了佛教教义。
总之，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无疑是古代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一席特别重要的位置。
上文的论述表明，兴起于印度的讲唱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由印度流入中土，促进了唐代讲唱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及汉文佛教文献看，这种讲、唱并用，诗、文共举的文学形式在古代回鹘人中已有所流传。
这种文学形式不仅在唐宋时代有所流行，而且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管是在汉族还是在维吾尔族中，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据统计，仅在汉族中存在的以讲唱结合为主的曲艺类型即达四五百种之多，依其特点，可分为以说书为主的评书类型、以唱为主的弹唱类型、以朗诵为主的快板类型和以对话为主的相声类型。其特点都是散韵结合。讲唱文学也直接影响到我国古代小说创作，如我国著名的四大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与《红楼梦》——采用的散韵结合形式即为明显的例证。
在维吾尔族中，这一文学形式多见于民间长诗中。
长诗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数量众多，从现已整理出来的民间长诗看，这些作品颇具维吾尔文学特色，以浓厚的维吾尔族音乐色调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内容。其演出形式之明显特征在于用散文（道白）做简单的叙述交待，然后用韵文（演唱）表现人物性格和相互关系。民间长诗的诗行，多由七、八、十一个音节构成。在诗行音节的组成、格律节奏的变化及合辙押韵等方面独具特色。例如：七、八个音节的格律，音节较少，节奏相对短促，适合于表达短暂、激烈而奔放的场面，一般在叙述事件冲突时使用，如表现跨马出征、激烈格斗、传达号令、众人聚会等场面。与之相应，长音节（如十一个音节）则往往用于表现人物感情和事件正常的、规律性的发展。因此，长诗中的人物对话、作者旁白、铺陈描述、内心活动等多用这种格律。[30]其散文部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散文部分本身有时候也使用韵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民间长诗当首推《艾里甫与赛乃姆》。
关于艾里甫与赛乃姆的故事，早在11世纪时就在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中亚诸突厥语民族中有所流传。后经15世纪初维吾尔族诗人玉素甫·阿吉的整理加工，并被民间乐师配上十几种曲调，在麦西莱甫聚会上演唱、流传，逐渐成为维吾尔族民间家喻户晓、世代传唱的诗章，以优美而富于传奇的色彩描述了艾里甫与赛乃姆纯真的爱情故事，鞭挞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丑恶和黑暗，主题深刻，艺术精湛。在表现形式上，采用了有散有韵，韵散夹杂的手法，使长诗明显带有浓厚的民间说唱艺术风格。长诗以说书演唱人的口吻叙事抒情，边叙事边吟唱，在说书类的叙述后紧接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