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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慧鸟本生》到《狮子和大雁》—印度佛本生故事影响维吾尔民间文学之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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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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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U 4807(T II D)、U 4808(TM 54)。[13]其中大部分都是双面折叠印本，和当时流行的汉文木刻本几无二致。[14]
3．《大觉本生》。现存写本2片，可拼合为1叶，出自吐鲁番胜金口遗址，用婆罗迷文回鹘语书写，编号为Mainz 332(T II S 19)+ Mainz 620(T II S 19)，存文字60行。[15]
4. 《狮子本生》。现存写本2片，可拼合为1叶，出自吐鲁番胜金口遗址，用婆罗迷文回鹘语书写，存文字32行，编号为Mainz 627(T II S 19b)+ Mainz 652(T II S 19b)。[16]
5．《陶工本生》。现存写本1件，出自吐鲁番木头沟遗址，用婆罗迷文回鹘语书写，存文字70行，编号为Mainz 700(T III M 194)。[17]
6．《羚羊本生》。存印本残片2件，均出自吐鲁番绿洲，现藏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编号分别为Mus. III 11(TM 52)、Mus. III 22(T I D)。其中，前者存文字7行，后者11行，内均有插图。[18]
7．《阿烂弥王本生》。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 Ouïgour 1。原写本分为3叶，共存文字119行。其中67行为阿烂弥王本生故事本文，其余52行为题记。该本生不见于汉文、梵文与藏文《大藏经》。从译文中大量采用吐火罗语词汇这一因素看，其底本有可能为吐火罗文。[19]
此外，尚有《哑跛本生》、《兔王本生》、《大象本生》及其它十余种内容尚待进一步甄别的回鹘文佛本生故事残卷。
如所周知，回鹘文自15世纪以后便不复流行，成为不为人知的“死文字”，其文献也因宗教信仰的改变而受到了人为的大规模的破坏，损失惨重，今天所见仅为那些因被埋藏于地下而得以幸存的劫后余孤。即便如此，仍有如此多的回鹘文佛本生故事残卷留存，可以推想，在回鹘文流行时代，佛本生故事在回鹘中的流播当是相当广泛的。
关于这些写本、印本的具体时代，由于文献本身缺乏记载，故不得而知。但法藏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P. 3509)及《阿烂弥王本生》(P. Ouïgour 1)均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因该洞封闭的时间不迟于11世纪中叶，[20]故而可知其写成时代亦不应晚于是时。考虑到敦煌回鹘的兴衰历史，窃以为二文献写成的时代应在10世纪以后。而吐鲁番出土的版刻佛本生故事，画面人物多为蒙古装束，而且有一幅画像呈契丹髡发之状，体现出西辽及蒙古因素对西域回鹘佛教艺术的影响，故可定其时代在12至14世纪之间。综合各种因素，可以看出，印度的佛本生故事早在10～14世纪间即已在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中曾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流行范围遍及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虽然我们在现存的回鹘文佛教经典孑遗中还找不到《慧鸟本生》被译为回鹘文的直接依据，但通过上述诸多例证，我们不难推想，《慧鸟本生》在回鹘—维吾尔族中肯定有所传播，即使没有被译为回鹘文，那也肯定会以口头方式流行过，维吾尔族动物故事《狮子和大雁》的出现，庶几乎可推定为这一影响的直接产物。 [1]季羡林《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佛本生故事选》，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郭良鋆、黄宝生译《佛本生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仅选译了其中不足六分之一的篇幅。
[3]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44～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4]《新疆民间文学》第3集，第142～14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新疆动物故事续编》，第16～18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
[5]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6]伊索著，白山译《伊索寓言》，第1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参见Fables of Aesop. Translated by S. A. Handford,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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