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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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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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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与荀子的“心”貌同而实异。貌同者是其表象，双方皆注重“心”的自主性，但其异者则极具关键性。思孟学派强调“心”的主体性及超越性，荀子则强调“心”的社会性与政治性。荀子的“统类心”所关怀的不是个人成德的超越根据，而是个人成德过程中所必然牵涉的社会、政治诸般现实问题，尤其是礼法制度建构的问题。所谓“僻违而无类”，就是指思、孟之偏离“可知可能之理”（《荀子·性恶》），忽视“尽制”（《 荀子·解蔽》）问题而言。
荀子批判思、孟五行说的第二个原因在于“道”的思想内涵。一言以蔽之，思孟的“道”具有超越时空涵义，而且强调“道”的内在化。荀子的“道”则具有强烈的时空意义，荀子所强调的是“道”的客体化，要求“道”落实到人间，达到“尽伦”、“尽制”的效果……荀子站在“道”的客体化这个立场，对于思孟学派所宣扬的那种贯通天人二界、含摄仁义圣五行的“道”，当然无法接受。我们可以推想，荀子可能认为，思、孟所主张的“天命”下贯的“道”，因为未经“虚壹而静”的“心”的照映，无法达到“大清明”的状态（《荀子·解蔽》：“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幽誾难解。荀子斥之为“幽隐而无说”，实非无的放失。而且，在思、孟五行说中，从“天道”到“人道”构成为一个循环的系统，自成一体，具有某种内敛的性格，无法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开展而成为创造世界的力量。所以，荀子评之曰“闭约而无解”，可能是指思、孟五行说未能对“道”与世界的关系作一个明确解说与安顿而言[6]。
这种解释不停留在荀子非孟的外缘背景上，而是深入二者学术思想的内部，从“心”、“道”两个概念来说明思孟五行的特点，寻找荀子批驳五行的原因，可以说立意较高，且有一定启发意义。但仔细品味，仍有可商榷的地方。因为荀子《非十二子》中的一段批评言论，主要针对的是思孟五行，“无类”、“无说”、“无解”的大帽子也是扣在五行的头上，因此，显然是五行自身具有某种“僻违”、“幽隐”、“闭约”的特点，引起荀子的不满，给予激烈批评。至于对“心”、“道”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虽同其批评思孟五行有一定联系，但最多只能算是间接原因，用此来说明荀子批驳五行的原因，多少显得宽泛、迂远。
有学者注意到，荀子与孟子最明显的分歧是在人性的看法上，荀子对孟子的攻击也主要集中在性善论，这不能不在《非十二子》中有所反映，于是认为荀子攻击孟子的，不在仁义礼智圣这“五行”本身，而是孟子将仁义礼智圣归之於人性所固有的观点。孟子的性善论也就是一种仁义礼智圣为人性所有论，是一种五行出于性论。
笔者认为所谓思孟五行说……是指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行出于人性的性善论。荀子从其“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的理论出发，认为“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危害最大。所以视其为“子思、孟轲之罪”，予以了空前激烈的批判[7]。
人性善恶的确是荀子与思孟间最明显的分歧之一，荀子批评思孟五行时也可能包含了这方面的考虑，但若把荀子对思孟五行的批驳完全归于性善论，同样有讲不通之处。首先，《五行》将仁义礼智圣“形于内”，归于内心，确实包含有性善的倾向，但它同时又提出不形于内心而表现为外在规范的的四行——仁义礼智，在《五行》中被称为善的恰恰是后者，所谓“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第一章》）。所以说《五行》已具有了性善论，尚有一定的困难。以后孟子虽然提出性善论，但他说明、论证性善的主要是仁义礼智而不是五行，把孟子性善论同思孟五行说等同起来，同样显得牵强。况且，荀子指责五行的“三无”——“无类”、“无说”、“无解”——也看不出与性善论有什么直接关系。
于是又有学者认为，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其深层的理论结构是一个天人关系、天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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