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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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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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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道或性与天道的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思孟与荀学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荀子谓思孟不知“先王之统”，“无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思孟以圣人知天道时，将天人看作本原上是统一的。荀子说圣人不求知天，圣人知人道，知统类，乃以他的天人之分的观念为前提……思孟以“圣知天道”，而不知圣乃人道，“错人而思天，”是为“不知类”。不知礼义统类之道，天人混淆，无“辨合”、“符验”而不可行于天下，故言“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8]。
这种看法与前面一样，都不是从五行自身去寻找答案，而是把荀子与思孟的思想差异看作其批驳五行的直接原因，因而同样显得宽泛，缺乏说服力。按照这种逻辑，孟、荀间的思想差异还有许多，如孟子重道德“良知”，荀子重经验“徵知”；孟子由内圣而外王，荀子由外王而内圣等等，而前者的内容多少都可以在《五行》中找到根据，岂不是都可以看作荀子批驳五行的原因，或至少是原因之一了？岂不是还可以不断写出“思孟五行新解”的宏篇大作来？但这对于探讨荀子批驳五行的真实原因，显然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1]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子思孟轲五行说》。
[2] 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33～134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3] 谭戒甫：《思孟五行考》，《古史辨》第五册；《论思孟五行说的演变》，《中国哲学》第四辑。
[4] 顾颉刚：《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五册。
[5] 庞朴：《帛书五行研究》，第136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6] 黄俊杰：《荀子非孟的思想史背景——论〈思孟五行说〉的思想内涵》，《台大历史学报》第15期，1990年12月；收入《孟学思想史论》卷二，第109～120页，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6月。
[7] 廖明春：《思孟五行说新解》，《哲学研究》1994年第11期。
[8] 李景林：《思孟五行说与思孟学派》，《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42～48页。 （二）
既然荀子《非十二子》主要批驳的是思孟五行，其“无类”、“无说”、“无解”的指责也主要针对五行而发，那么，显然就应该深入到《五行》内部，从其思想特点中去寻找答案，而最能反映《五行》思想特点的，莫过于其第一章：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这里“形于内”的“德之行”是指仁义礼智圣形于内心，是一种内在规范，而“不形于内”的“行”是指仁义礼智圣不形于内心，是一种外在规范，实际是提出一种双重道德律，“德之行”是内在道德律，是主体自觉，“行”是外在道德律，是客观规范。这种双重道德律的思想在早期儒家十分普遍，孔子提出仁、礼，分别将其看作内在自觉与外在规范，就是一种双重道德律，战国时期流行的“仁内义外”说，也是这种思想。然而奇怪的是，《五行》并没有按仁义礼智圣自身的特点和性质，说某某“形于内”，某某“不形于内”，如“仁内义外”一样，而是一方面说其“形于内”，另一方面又说其“不形于内”，似乎仁义礼智圣分别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似乎《五行》的作者不懂得逻辑中的矛盾律，不懂得概念、范畴的分类，“无类。”其实，《五行》的这种表述方法也是迫不得已，原因就在于其提出五行说，将仁、义、礼、智、圣看作一个封闭、“闭约”的整体，已不能象往常那样，按照仁义礼智圣自身的性质来进行分类，而只好象目前这样，置矛盾律于不顾，将“形于内”与“不形于内”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定用在同一组概念、范畴中，结果造成“甚僻违而无类”。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荀子批判五行的原因所在，原来仁、义、礼、智、圣虽然形成较早，但在子思之前，它们并没有被联系在一齐，所以或内或外，表达起来十分方便。而子思，套用古代的五行说，将仁、义、礼、智、圣固定为一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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