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先生认为，“还民”似指归附之民，即过去曾一度脱籍者。他们纳限米，可能是国家因其刚刚归附而给予的一定程度的优待；过若干年后，即须成为正户民，不再纳限米而须承担正户民所应承担的一切义务，就像唐前期对浮客的处理一样。[24]其说可从。我们认为，“还民”除了指返乡的流民而外，大概还应包括为逃避战乱而从北方南下的移民，以及东吴通过战争掠夺的北方人口，据史书记载，这类民户的数量是非常大的。例如，建安十八年，“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淝以南，惟有皖城”[25]：建安十九年，“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26]：建安二十五年，“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五千家来附”[27]，等等。另外，孙吴讨伐山越，强迫数以几十万计的山民从山区徙居平地，“强者为兵，羸者补户”[28]，这些“补户”的山民大概也属于“还民”。“东吴‘荡涤山越’，迫迁山民的过程，就是广泛推行屯田的过程，二者是同步进行，相互推动的”。[29]为了安抚这些“还民”，官府要向他们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如种子、家具、耕牛等，组织他们进行屯田，并征收限米，这对于稳定社会、保证军国赋税来源，都是有助益的。

尽管缴纳限米者的身份多种多样，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点，他们的户籍与普通民籍不同，但并不是脱籍者，有关部门仍然能够对他们实行有效管理；他们把收获物的大部分缴纳给官仓而不是私仓，因此把他们视为依附人口，理由也不充分。

既然普通民户拥有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并承担正常的赋税徭役，那么，非普通民户，如卫士、邮卒、传卒等常备兵种，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金民、羖士等手工业者，在外地求学的贫苦书生，以及因流亡而丧失原有田宅后又重新附籍的还民，则被官府组织起来从事军屯或民屯，并在缴纳限米之后，减免其他的赋税徭役，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

[1] 陈连庆《孙吴的屯田制》，《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6期（该文收入《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515页）。

[2] 本文所引吴简资料，田家莂简见《走马楼长沙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其他简如未特别注明，均出自《文物》1999年第5期的以下两篇文章：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

[3] 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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