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季氏的“以田赋”既不是以新的赋税制度取代旧的赋税制度，也没有触及土地制度本身，而是在保留原有军赋的情况下再增收新的军赋。孔子批评季氏，不仅仅是因为他破坏了先王的“法”，还因为其“苟而赋”，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所以《春秋·哀公十二年》将鲁国正式实施“用田赋”一事记录下来，“以示改法重赋”[4]。

就鲁国而言，在“用田赋”之前更早的时候，还推行了“初税亩”和“作丘甲”。“初税亩”发生在鲁宣公十五年，杜预是这样解释的：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屦其余亩，复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曰初。[5]

又《左传·宣公十五年》：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孔颖达疏：藉者，借也。民之田谷出共公者，不过取所借之田。欲以丰民之财，故不多税也。既讥其税亩，言“非礼”，乃举正礼言“谷出不过藉”，则知所税亩者，是藉外更税。故杜氏以为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言验之，知十二而税自此始也。[6]

不论是杜预所说的“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还是孔颖达所说的“藉外更税”，都表明鲁国此时并没有打破井田制下“公田”与“私田”的格局，而是在保留“藉田以力”的公田的基础上，又对私田“履亩而税”。此后，鲁国农民既要无偿耕种公田，提供劳役地租，又要把自己份地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实物税上缴，相当于承担了双份田税，负担自然是加重了。到春秋晚期，这样高的田税率也满足不了统治者的需要了，于是鲁哀公发出了“二，吾犹不足”的叹息。鲁国君主的贪婪，遭到了有若的斥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7]古人对于初税亩的评论，主要批评这一举措增加了赋税，并没有提到它是否破坏了井田制，而公田与私田的划分正是井田制与战国以后授田制的一大区别。

“作丘甲”开始于鲁成公元年，杜预曰：

《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8]

“四丘为甸”，鲁国把原来应由甸承担的军事负担改由丘来承担，显然是一种增加军赋的措施。杜预认为《春秋》记录此事的目的是为了“讥重赋”。

同鲁国一样，春秋以降，随着诸侯之间掠夺兼并战争的不断加剧，各国统治者为了自身的享乐和战争的需要，先后以各种名目增加了赋税。例如，郑国在子产的主持下“作丘赋”，见于《左传·昭公四年》。服虔认为，《司马法》所记载的古制（即“丘十六井，当出马一匹，牛三头”），已经很久不再实行了，子产是在“复修古法”。与服虔不同，杜预认为子产“作丘赋”与鲁哀公十一年的“以田赋”一样，是在保留原有军赋的基础上“别赋其田”。孔颖达对服虔的说法进一步提出质疑：

案春秋之世，兵革数兴，郑在晋、楚之间，尤当其剧，正当重于古，不应废古法也。若往前不修此法，岂得全无赋乎？故杜以为今子产于牛马之外，别赋其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