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何）谓人貉？谓人貉者，其子入养主之谓也。不入养主，当收；虽不养主而入量（粮）者，不收，畀其主。

秦简整理者根据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六十五的注释，认为人貉与貉隶有关，而貉隶是“来自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奴隶”。我们认为，人貉与北方少数民族无关，现在史料并不存在秦国大量征用少数民族为奴的证据，而且从简文“当收”、“不收”等语判断，人貉地位虽低，但并不是奴隶，大概是对无爵贫民的一种蔑称。[39]人貉主要为主人提供无偿劳役，从“虽不养主而入量（粮）者，不收”一语判断，人貉主要从事耕作，也可以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代替劳役。

战国时期，各种名目的实物租税越来越多，劳役地租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商君书·农战》中曾提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其中的“公作”当指劳役地租。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也曾讨论“公作”与“分地”的问题：

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40]

劳役地租因受到农民的消极抵制而日益衰落，庶子制度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而人貉则可能是庶子的残迹。“人貉”作为一种蔑称，用来指无偿提供劳役地租的无爵贫民，这本身也预示着这种剥削形式的没落。与此时同，雇佣劳动则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越性，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夫买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每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

在详细记述汉代名田制的张家山汉简中，没有关于庶子或人貉的资料，想必汉代已经取消了这种剥削形式，除了继续使用奴婢劳动而外，雇佣劳动与租佃制逐渐成为主要的剥削形式。

上述变化发生在从商鞅变法到西汉前期近两百年时间里，但是，由于资料不足，我们目前尚无法知道这些变化的具体过程。前面引述的青川秦牍，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的诏令，此时距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吞并巴、蜀仅仅7年，秦国的土地制度就已经推行到这里。可以说，秦国的各项制度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随着统一的步伐而推向全国。

秦统一六国后，名田制仍在实行，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规定：

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41]

如果没有名田制，“受田之数”就无从谈起。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42]，从字面意思上看，是要求百姓向官府申报各自占有土地的数量，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田地总登记。考虑到秦统一之前，各诸侯国的土地制度未必完全相同，“使黔首自实田”是否也像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一样，是把原来在秦国实行的名田制向秦朝全境的推广？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五、龙岗秦简与秦朝的名田制

龙岗秦简中也有一些反映名田制的资料。这批简牍中的法律条文在秦统一后仍然行用，因此，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的名田制非常重要，现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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