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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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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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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影响最大的一批思想经典是在先秦时代形成的。如果人们要深入地理解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制度，在很多问题上都必须回溯到先秦。在某种意义上，先秦思想史的研究水平，是中国文化研究水平的标志杆。本文试图对西方学者（主要是英语世界的）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成果作简略的介绍，并试图对其中有特色的方法论与哲学背景作简单的分析。
全面衡量西方学者对先秦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战是最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以前，西方的汉学已有相当多的积累，但对中国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西交流的层次不深，未能触及到深刻的心灵问题。二战结束以后，在近60年的时间里，西方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取得了很显著的进步。研究的深层动力是理解中国人民心灵的努力。因此，我们将会分两部分介绍西方的先秦思想史研究。
第一部分讨论二战以前。在20世纪以前，西方的先秦思想史研究主要出在天主教传教事业发达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等，英语世界的成果是非常之少的。意大利、法国等国的神学人士对先秦典籍均下过一定的功夫。他们的总宗旨是介绍中国文明的渊博内容，让西方公众相信中国的文明与理性，支持传教事业。他们在文献学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除了教会人士以外，法兰西学院是最著名的研究机构。19世纪以后，这些国家在近代工业化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对国家外交政策影响最深的工商业与中国交往不多，没有深入理解中国思想的动力。这一阶段最有名的汉学家是法国的几位学者，沙畹、伯希和、马伯乐及葛兰言等，主要成果是翻译加评注。在中国经典思想方面，最有名的研究有，17世纪柏应理等人用拉丁文译的《四书译本》（Sinarum Philosophus，直译，中国哲学）。此外，19世纪，法国汉学家儒莲研究儒家经典《孟子》与道家经典《老子》，并将儒家经典译成为拉丁文。在19世纪后期，在华传教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士）顾赛芬（1835-1919）以法文翻译了多种儒家经典，具有较高的质量。
中英两国的交流起步很晚。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以工商业为导向，19世纪英国的中国研究与法国相比要略逊一筹。在思想史领域内，由于理雅各等人的努力，英国汉学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以个人之力，经过数十年之辛勤工作，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并因此成了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汉语教授。理雅各的翻译体例谨严，附有大量注释，在翻译过程中尊重中国的学术传统，从而保证了翻译的质量。这套翻译成为19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汉学成果之一，直到今日仍然没有完全过时。继理雅各之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 ，1845-1935）、翟林奈（L. Giles，1875-1958）父子对中国的儒家均有研究，翟理斯著有《儒家及其竞争者》（1915年），并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思想经典作了部分翻译。翟氏父子对《庄子》都很有兴趣，各有自己的《庄子》译本（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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