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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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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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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里，儒家总体上说来是负面的形象（史华慈的态度属于例外）。1981年，杜维明来到哈佛大学任教，从此，他一直致力于在哈佛大学建立起新的儒学研究传统。这一传统既不同于费正清的地区研究，也不同于史华慈的思想史研究。史华慈等人研究儒学，为的是客观地认识儒家，是将儒学当成历史看待。尽管史华慈对儒学怀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于儒学作了很多细致的辩析工作，推崇儒学的魅力，但其根本的宗旨是认知及理解。杜维明则不然，他明确表白自己对儒学的态度是“体认”与“践行”，而不是简单的“认知”与“理解”。他认同儒学的基本价值观，相信儒学是蓬勃发展的活的传统，可以为诊治现代西方文明的弊端作出自己的贡献。杜维明在哈佛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其影响直接扩展到了波士顿地区的其他大学。 南乐山(Robert C. Neville ) ，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担任过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后来在波士顿大学担任神学院院长，宗教系主任。曾经任过美国宗教学院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主席，美国形而上学学会主席。是美国较有影响的哲学家与神学家。南乐山是一位重视建设形而上学系统的哲学与神学家。在现代西方学界普遍忽视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受到解构主义严重威胁的情形下，他广泛吸收一切资源，包括中国的儒家，来重建传统的形而上学，从根本上为基督教神学辩护。
波士顿儒学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再现了传统儒学的特点：学术工作与人生信仰、社会工作的统一。杜维明、南乐山都是学者，但他们将很多的精力用于学术组织与社会活动，是学术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是现代的scholar—official（士大夫） 。他们将很多时间用于行政事务，践履自己的学术承诺。
波士顿儒学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学术团体，在具体观点及资源依托方面，杜维明与南乐山不尽相同。他们都对王阳明与孟子学说深怀敬意，力图通过重新解释王阳明的学说阐发自已的新意。虽然南乐山与杜维明都认同儒学的价值，但在细节上与杜维明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杜维明强调个人修身的重要性，关注儒学的宗教性，向往天地人合为一体的终极境地。南乐山则重视社会责任，关怀儒学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实用功能，南乐山是基督教神学家，他的终极境地是基督教的终极关怀。在资源依托上，两家也颇有不同。南乐山不太赞同“存在主义的儒家”(指杜维明)，反对将个人选择置于社会责任之上，他更多地吸收了实用主义的思想遗产。在先秦经典资源方面，杜维明更重视孟子，注重仁的涵养，南乐山更重视荀子，希望以荀子“礼”的精神强化现代人的社会责任感。
南乐山还有一位助手贝强（John Berthrong ），是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他也极力认同波士顿儒学，积极推动宗教之间的对话。主要著作有：《天下：儒家基督教对话范式的转换》，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儒学之道的转换》，西方视野出版社，1998年；《关注创造力：朱子、怀德海、南乐山的比较研究》，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儒学与生态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三个圈子的核心是安乐哲与郝大维。安乐哲（Roger Ames），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本科与硕士，197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长期任教于夏威夷大学，成果丰富。郝大维，耶鲁大学博士，专业是美国哲学及中西比较哲学。在美国哲学方面有不少著述。其中有《罗蒂：新实用主义的预言家与诗人》（1994），《不定的凤凰》（1982年）等。在中西比较哲学领域，安乐哲与郝大维完成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工作，一位汉学家与一位专业哲学家合作，将汉学训练与哲学分析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性的成果。其成果是三本著作：《孔子哲学思维》（1987年）、《预期中国》（1995）、《从汉而思》（中译名：《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英文原书出版于1998年；中译本出版于1999年），这些书已经成为中西比较哲学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奠基之作。
安乐哲与郝大维合作的基础是文化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哲学。最典型的传统哲学是系统性的，有一套基础的哲学设定，通常以认识论为中心，对一切问题有比较一贯的价值标准。文化哲学则不同，它不预设哲学教条，也不以认识论为中心，它特别关注世界各大文化体系之中没有构建成哲学教条、但在现实生活中又不时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
安乐哲与郝大维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代表了两种文化系统，每种系统有自己的基本语法与词汇，如同两种不同的语言。对安乐哲与郝大维来说，两种哲学系统有同有异，与同相比，异是更基本的、同时也是更值得关注的方面。安乐哲与郝大维将他们自己的方法概括成“比较哲学”，而将学术界与报刊上常见的比较研究称作“跨文化比较”。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主要的区别在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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