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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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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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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博士生已经毕业任教，他们进一步拓展倪德卫—艾文荷的传统，从事颇有美国分析哲学特色的中国哲学研究，就我所知，胡顿 (Eric Hutton）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博士，已经取得了犹大州立大学的教职，现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专门方向是荀子思想及其道德哲学。
第五个“圈子”是以史学为职志的一批学者。严格说来，这些从事史学研究的汉学家分散在各个学校，彼此之间形不成圈子，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师承关系。这批学者有比较强烈的历史意识，特别关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常见的哲学与史学之间的不一致之处，力图从史学立场出发进行纠偏。由此之故，他们与上述几类学者之间形成了学术功能上的互补关系。
上述四个圈子的学者都有史学以外的志趣，例如，杜维明关注儒学的宗教功能，狄百瑞对儒家之返本开新（例如应对现代社会的人权问题）怀有很高的期望，南乐山的最终关注的是基督教与儒学的对话，安乐哲、郝大维的先秦儒家研究意在沟通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与中国的儒学等等，具有以美学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哲学的色彩。
这一批史学意识特别强烈的学者大多关注儒学。儒家在过去和现在均具有教化的功能，因而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夺的焦点。在儒学领域，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比较明显。
这一批学者之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艾尔曼，他以研究清代学术史著称，著作有《从理学到朴学》（1984年）、《古典主义，政治与家族》（1990年）等。以《从理学到朴学》为例，这部著作试图向人们说明，以往通行的以考据学为清学代表的说法，从史学的角度看，是经不起审查的。考据学只盛行于很小的一块区域（长江中下游），人数也只占清代读书阶层的很小一部分。学术界笼统地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概括为儒学，仿佛儒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实，儒学内部也有很大的区别。艾尔曼将历史学的态度引入了思想史研究，但又保持了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取向，意在根据知识分子的整体，而不是仅仅列举少数思想精英，来了解中国思想史。
另一位立志从历史立场考察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是在亚历桑拉大学任教的田浩。田浩反对将宋明儒学化简为道学（理学和心学）的做法，主张从历史的角度，全面地看待儒学。田浩的代表作之一是《功利主义的儒学》。《宋史》中将陈亮列入“儒林传”，不列入“道学”。现代学者例如庐外庐就表示赞同。田浩却将陈亮列入儒家，称其为“功利主义的儒家”，是儒学的功利派。这一研究得到了著名思想史学者、田浩在哈佛的老师史华慈的高度称赞，称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立场提出了真正的挑战。所谓文化人类学立场，指将中国思想化约为某种固定结构、视中国文化或某一派为铁板式整体的流俗说法。田浩的研究拓宽了儒学的范围。近年来，田浩与狄百瑞有过一场争论，其焦点在于，是否可以认为道学是宋明儒学的代表。
另一位从事17世纪至20世纪的儒家范畴史的学者詹启华（Lionel Jensen ），他认为，西方人仿照西方基督教模式，将孔子与耶稣相比附，将儒家与基督教相类比，将儒家译作“孔子主义”（confucianism == confucius +ism ），这其实是对于历史的误解。现代中国学人亦步亦趋，跟从西方，在某些方面变本加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误解。不论学界是否同意詹启华的看法，也不论他的论据是否充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他的研究的基点是历史的，他力求运用历史语源学的回溯方法，求得历史的真相。他的著作《制造儒学》，对先秦儒家生成过程有所讨论。
以上两位学者均不以先秦为主要研究对象，不过，他们的研究态度与先秦思想的研究有相互沟通之处。有一对学者夫妇，布鲁克斯夫妇（白牧之、白妙子），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积多年的功夫，进行《论语》的辩伪研究，其成果收集在《论语辩》之中。在30年代，著名学者韦利有一比较激进的疑古观点，认为《论语》中只有第3至第9章才是可靠的，其他都是后来加上的。布鲁克斯夫妇更进一步，只相信第4章的前20节是可靠的，其余都是孔子的学生们在240年的时间内逐步加上的。这一结论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新闻媒介对这一结论作了各种很有趣的发挥与引申。不过，这一结论的本意是史学的研究，他们试图寻求真相，辩出真的孔子学说来。
以上将西方对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分作五个圈子（最后一个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圈子），总的说来只是方便的说法。目前汉学界很难说存在充分独立的圈子。在费正清时代，这样的圈子是存在的。但在费正清之后，这种拥有领袖、提倡对中国作整体性研究、并且真的能统领大块学术领域的圈子，暂时是不存在了。
在先秦思想史领域，有一些作过贡献的杰出学者，他们的立场比较复杂，没有培养出学术上的直接继承人，没有形成自已的圈子。他们留下了著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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