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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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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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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第一部汉学名著是卫三畏（S.Wells Williams ）的《中国总论》（Middle Kingdom ，1858年），对思想史几乎没有论述。由于起步晚的缘故，在二战以前，美国主要的汉学师资来自于英国，个别来自于德国（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德）。尽管如此，美国的思想史研究既不同于法国，又不同于德国，也不同于英国。美国最早介入先秦经典研究的是有哲学训练的学者，这就使得美国的先秦思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思辩性，并且不知不觉地形成了风格，尽管学者之间也许没有师承关系。
早在本世纪初，哲学家卡鲁斯（Paul Carus ）在中国先秦经典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卡鲁斯(1852–1919) ，美国哲学家，早年在德国受过教育。长期担任Open Court （目前是高水平的中国研究著作的出版机构）与《一元论》 的编辑。他是著名的一元论者，又是积极的出版家与编辑，他对中国哲学与印度佛学均有深厚的兴趣，译有《道德经》、《太上感应篇》（与铃本大拙合译），还译有佛教原始资料选《佛教的福音书》。他本人是立场鲜明的一元论者，要将宗教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将他的情怀带入了翻译，他的译本因此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译本至今仍有其独特的价值，它是根据一元论哲学立场出发对道家文献的解读与翻译。除了翻译，卡鲁斯也有中国哲学方面的讲稿。例如，《中国哲学：中国思想释义》（1902年，芝加哥），《中国思想：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之主要特征的释义》（1907年，芝加哥）。著名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本世纪初曾经担任过卡鲁斯的助手，除了与卡鲁斯合译《道德经》与《太上感应篇》之外，还写过一本《中国古代哲学简史》（1914年），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英译本问世以前，是一部权威的著作。
从本世纪初到二战以前，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导向是文献学。这一时期，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将先秦的思想史料译成英语，并根据史料作比较朴素的思想分析。其中最有名的有：德效骞（H.H.Dubs，美国人，1892—1969年）的《荀子英译》（1927年），以及德效骞的《荀子：古代儒家的铸造者》（1927年）；梅贻宝（Y.P.Mei ）的《墨子政治及伦理著作选》（1928年），以及梅贻宝的《墨子及其时代》（1928年）；戴闻达（J.J.L. Duyvendak，1889—1954年，荷兰人）所著的《商君书》（1928年），既是《商君书》的研究专著，又是《商君书》的译本。以上诸种图书均出自普罗布赛因东方研究丛书。
在此过程中，汉学家们受到了中国国内疑古思潮的影响。30年代，西方汉学家对先秦思想典籍的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论语》本属于文献问题不太严重的文本，虽然梁启超对于《论语》的文本作过分析，但在疑古运动之中，《论语》并非重点。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英国汉学家韦利坚持认为，《论语》一书20章，只有第3至第9章是可靠的，其余各篇均系后人所加。这一疑古考证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工作，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管子》是文献问题较多的复杂文本，在前人失败的基础上，30年代也开始出现了哈龙（Gustav Haloun ）所作的局部译本。
第二部分讨论二战以后近60年的历史。二战以后，美国汉学家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自已的研究传统，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提问方式。
在二战以前，只有极少数人从事先秦思想的研究。最早的、最持之以恒的从事中国先秦思想研究的学者要数顾立雅。顾立雅的专业不局限于先秦思想史，对于先秦的政治史、社会史均有建树。顾立雅（1905-1994），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30年代初曾来中国做访问研究。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有：1929年出版了《中国世界观的演变》（英文标题是：Sinism.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worldview，Open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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