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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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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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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认识非常肤浅，但他们却把西方视为十分熟悉的老家。史华兹提出警告说：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回现代的西方，便会发现，那幅看起来好像很清晰的西方图像突然消失了。我们醒觉到，即使十九和二十世纪最聪明的人，对于应该如何掌握现代西方的发展的内涵，意见也极为分歧……我们毫无疑问对西方"认识"得比较多（多于我们对非西方社会的认识），但西方到底是怎样，仍然是充满疑问的。
更有甚者，即使是所谓"现代的西方"，也是随着时间而变化无常的。鸦片战争时中国所面对的西方和十九世纪末深远影响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的那个西方，都同属于一个"现代的西方"，但两个"西方"的差异相当大，这种差异常常被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忽略。
"冲击--回应"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尚有与西方冲击无关或关系甚少的其他方面。这种研究取向往往毫不怀疑地假设这段与西方有关的中国历史，是基于中国要回应西方冲击的结果，而事实上，这些回应（无论受到多少西方的影响）常常是针对内部的动力而作出的。最后，大抵由于"冲击--回应"论强调"有意识的回应"，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倾向于注意知识、文化和心理的历史解释，而忽略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虽然，相较于早期完全忽略中国人的想法和行动的研究取向，"冲击--回应"论已大有进步，但它所刻画的十九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一幅不完整的、不必要地不平衡和扭曲的图像。
"冲击--回应"论也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就是将中国在十九世纪发生的变迁，全部都和西方冲击拉上关系，这或多或少地构成了50和60年代欧美学者的研究眼光，当他们审视最近几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时，便否定了有意义的内在变迁的可能性。虽然直到80年代初期我才更全面地检视这种研究取向，但我很清楚，我在70年代初期以王韬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锋报人为主题的研究，已经标志着我渐渐向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动力的方向发展。王韬终其一生，就是要跟于变革有关的复杂的问题战斗，在了解王韬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一书分为四部分，在每部分的前奏中，我讨论到几个与王韬有关的变革问题：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世代变迁与历史变迁的分别、以内部的观点为基准量度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器物之变与价值观念之变的对对立、十九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变迁的地域文化源流等等。我后来也发现自己在讨论这些课题时，还是会不知不觉地过分强调西方影响的重要性，并以之为量度晚清变革的重要的基准--虽然我对"冲击--回应"论也开始提出疑问。这种残留下来的影响，特别是他们与王韬一书的最后一部分的关系，我已经在1994年出版的中译本中讨论到了。
我对于西方中心观的不满，在我有关王韬的研究中已经有所预示，到了70年代末，我开始全面批判这种研究观点对战后美国学术的影响。结果是我在1984年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一书，开首三章就分别探讨了三种观念架构所表现的西方中心观的偏见，即"冲击--回应"的研究取向、现代化（或"传统--现代"的研究取向），还有帝国主义（或更贴切的说法是"帝国主义--革命"）的研究取向。我在该书的最后一章里，对美国学界提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与其说这是一种单一的、有清楚定义的研究取向，不如说是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特色的集合--我称之为"中国中心观"（China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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