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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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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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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些更直接和广泛地关系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中心观"是否是一种恰当或完备的研究取向，也再一次被质疑。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在这部著作的大部分篇幅中，我花了很大力气意图进入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和其他居住在华北平原的中国人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我用的可以说是中国中心的研究方法。不过，我对在当时参与这件事的非中国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也很感兴趣，并且不时指出中国和外国双方共同之处，虽然这部分的分析所占的篇幅较少。我这样的处理，提出了另一个研究取向，这是一个更着重以人为中心多于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由始至终都清楚表明的是，我这本著作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一系列与历史写作有关的不同课题，"于这宗浩大的工程而言，义和团只扮演一个陪衬的角色"。这种做法有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程序。在这类研究中（不但是中国历史的研究，其他亦然），作者在结论部分把他的研究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参考框架来定位，以便加强其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样的做法并不少见。在《历史三调》中，我一开始便提出较大的问题。尽管我把义和团视为一个扩大了的个案研究，我在结论部分也说明，义和团和我有兴趣探讨的大课题，并没有必然的或独一无二的关系。许多其他世界史的插曲，也可以用来达到同样目的。我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主要讲中国历史，而是从更宽阔的角度探讨历史写作的一般性问题，而这个目的并不与"中国中心观"有关。
……
让我在最后一点上加以发挥，因为这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变得愈来愈重要。对于西方过于夸大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别的立场，我愈来愈感到怀疑，这种立场往往（虽然并非一成不变）根源于西方中心的观点。不论研究什么课题，我都会认真对待文化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否认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有重大差别。不过，我同时也相信，那些过份强调双方的文化差别的历史研究方法，很容易产生不幸的扭曲。其中一种扭曲的形式是"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sentialization）--把某个文化极端的化约为某些价值观或特色，并相信其他文化不可能经验同样的价值观或特色。近日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便有力的指出，长期以来把东方视为专制和把西方视为开放与容忍的典型，使我们难以想象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有可能具备容忍和自由的传统，而西方的过去也有可能存在着明显的专制主义。然而，真实的历史记录面对这些习以为常的做法是更重视思想内涵，而不要过份强调文化和地域。他说："把亚里士多德和阿育王（Ashoka）归为一类；把柏拉图、奥古斯丁（Augustine）柯迭耶（Kautilya）归为另一类。"
过份强调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直至数十年前，美国的历史学界一般都是如此--会使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低估中国变革的能力，并鼓吹把中国的过去看成是静止不变的。我最初提出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时，就发现这种研究取向中的其中一个较重要的附带成分是，在建构有关中国近代（我主要指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问题时，着眼点渐渐重文化转移到历史。在50和60年代期间，当"冲击--回应"和"传统--现代"范式在美国学界如日中天时，大量的历史解释都集中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本质--当然，还有中国的社会文化如何与西方（或日本）不同。有关中国与西方冲突的研究--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Trade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与拙作《中国与基督教》--虽然给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其他因素留下了不少篇幅，但还是倾向将文化差异和误解（主要是有关态度和价值观的）视为冲突的根本源头。同样地，有关中国在晚清推行工业化失败的经典性研究（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把中国无法回应西方的挑战的情况与日本比较（费正清，赖萧尔【Edwin O.Reischauer】），克雷格【Albert M.Craig】，认为中国这儒家之国的现代化努力是徒劳无功的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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