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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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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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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体现了当时普通人首要的集体恐慌--对死亡的恐惧。
2001年夏天，我曾以"让义和团变得人性化"为题演说。在该次以西方听众为主的演讲中，我这个题目显得不可思议和有点挑战的味道；我主要讨论的也是过份强调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问题。让我重申那次演讲的一些论点来总结本文。我的看法是，文化一方面是一面三棱镜，给我们折射出某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但另一方面，文化也有可能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变得疏远，从而把对方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于在整个二十世纪里，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义和团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在该次演讲中，花了更大的篇幅，企图在一个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化的情景中，突出义和团和其他人的共同之处，多于强调彼此的差别。我并不是要否认他们的文化特征（当然也不是把他们视为天使），我希望做到的，是把他们从一开始使萦绕着他们的扭曲和非人性化的形象中拯救出来。
我深深相信，我这个观点不但适用于审视义和团，也适合用来研究中国历史和在过去多个世纪里创造这个历史和经历这个历史的人，这是我在本文开始提到的我希望在自己的选集里达到的目的。在那部选集中，我挑选的文章涵盖了不同种类的题材，除了王韬、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有关的一般性讨论、义和团外，还包括民族主义、改革、民间宗教、历史分期的连续性等问题。尽管具体的主题不同，但我最终的希望却始终如一，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共同愿望--把中国历史从神秘的烟幕中拯救出来，从狭隘的眼光所造成的框框里释放出来，使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的历史经验，对西方人民显得更容易理解、更有意义、甚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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