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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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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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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d）。这种新的研究取向约在1970年左右出现，我认为，它为了纠正西方中心的偏见，走了一段漫长的道路。由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已译成中文并多次再版，我就不打算详述其内容了。不过，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近几年来因为最新的学术发展而出现的问题--即"中国中心观"潜在的局限。
"中国中心观"最核心的特征在于，采取这种观点的研究者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仅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漠视外在的影响，对于把非中国的理论启发和方法策略应用到中国现实的做法，也不会排斥，甚至会十分支持--只要这些理论和方法让人警觉到狭隘的（往往也是西方中心的）偏见的危险。
今天，我不会改变这种说法的任何部分。我认为，有无数的中国历史课题还是适合和应该采取"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不过有些课题则不一定直接适用。近来有好几个研究范畴，尽管毫无疑问与中国历史有关，但更适合依循其他途径探讨。一方面，由于这些研究范畴所引出问题（例如要回应世界历史的课题）本质上须要作出一般性的比较：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问题把中国置于东亚或亚洲地区系统的一部分来考察，或由于在处理中国历史的课题时，这些课题其实在原则上关系到超越于中国历史的问题，又或者是由于这些问题所注意的是中国境内的非汉人群体的行为和思想（包括自我观感），又或者是这些问题主要的兴趣在于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情况等等。所有这些课题--无疑还有很多--都质疑"中国历史"的界限何在，甚至在某些例子中，"中国"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是疑问的对象。无可避免地，这些新问题的提出，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中国中心观"的局限。
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当然也包括其他历史学家）来说，近年来最有趣也最具有影响力的比较历史著作莫过于王国斌的《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和彭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这两部著作尝试处理西方在过去两三个世纪崛起这个棘手的课题，不过，王国斌和彭幕兰有明显的差别：彭幕兰对经济发展的问题特别感兴趣，而王国斌则花更多篇幅探讨国家形成和民众抗争等课题。此外，正如作者本人说明的，彭幕兰更强调的是"全球的整合和相互的影响，并更多的把欧洲和中国以外的地方也纳入讨论"，而王国斌在更关心中国和欧洲的比较。不过，两位学者的共通之处远比他们的分别重要。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过去西方人随便拿欧洲和其他地方比较，实际上提出了一套错误的问题，他们被十九世纪欧洲中心的社会理论所约束，假设欧洲变迁的轨迹是常态，如果在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没有在其他地方诸如中国发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王国斌和彭幕兰都企图正面地与这种研究方法抗衡，坚持双向和相互的比较方法是必需的。两位学者都摆脱了欧洲中心的前设，在他们考察十八世纪后半期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情况时（彭幕兰对于欧洲、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地的研究，都是分析了当地的一部分情况），二人有许多可资并列之处。王说："十八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的共同之处多于其与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的共同之处。"彭幕兰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是更细致地描述地方上的差异。考察了十八世纪中期的历史，彭幕兰认为：
旧世界散布着好几个核心区域--长江三角洲、关东平原、英国、荷兰和古吉拉特--彼此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在这些地区临近的大陆和次大陆都是找不到的（例如，相对自由的市场、数量众多的手工业、高度商品化的农业）。
鉴于当时部分欧洲地区和部分亚洲地区有着这么相近的经济条件，王国斌和彭幕兰接下来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就再不是亚洲出了什么问题，而是1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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