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
 |
时间：2009-7-24 13:50:00 来源：不详
|
|
|
解（芮玛丽【Mary C.Wright】），以及中国社会无法自行发展出一个"有科学气质的社会"的主张（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等，这类极有影响的美国学者的著作都特别强调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质。
这种特别重视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现象，是当时流行的学术范式的一个自然的副产品。当时的学术范式以社会文化差异为中心，从社会和文化差异的角度，比较中国与西方，并解释中国的情况。我认为，中国中心研究取向之所以从一个历史而非文化的角度去建构中国的过去，是因为它比较的并不是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中国与西方），而是同一个文化前后的差异。前一种比较，更着重文化的稳定的、持续的特质--文化的"内在本质"--提倡把过去视为静止不动；后一种比较，强调同一个文化在不同时间的差异，表现了对过去一种更有弹性、更着重变迁的看法，文化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因素退居幕后，而历史--或对历史过程高度的敏感--则被推到前台去了。
当历史学家尝试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群时，过份强调文化差异，不但使我们难以掌握文化性格复杂和互相矛盾的元素，教我们难以理解文化所经历过的变迁；同时，我们也可能会忽略了某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反映了跨文化的、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有许多相同之处，彼此互相呼应。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的过去有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眼光更广阔的认识，我们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人类社会有许多共通的方面。这是其中一个有效的办法，让我们突破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理由、不同方式为中国和中国历史设定界限的做法。
虽然我早在1967年发表有关王韬的论文中，便提到中西文化交汇和共鸣之处及其反映人类基本心理倾向的可能性，不过，一直到《历史三调》这本以义和团为主题的著作面世，我才真正地把这个想法充分发挥。在这本著作中，为了把义和团的思想和行为变得更"更自然化"和"人性化"，我经常求助于跨文化比较，并且尽量把中国"他者"的范围扩大至西方以外，把非洲以至世界其他地方都包括在内。在这本书里，我谈到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活动处于最高潮的时候，在华北地区出现的谣言与大规模的歇斯底里的现象，就是这种尝试的其中一个例子。当时，最广泛流传的谣言是指控外国人和基督徒在村子里的水井下毒。据当时一个西方人说，在水井下毒是中国人对基督徒最常见的指控，也是造成中国人对基督徒表现出愚昧的愤恨态度的主要理由。
以上的例子，最教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这种歇斯底里背后的内容。为什么"集体毒害"特别是"在公用食水里下毒"，会是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最常见的指控？如果我们接受谣言传达信息和谣言会像流行病般传播，特别是在社会出现危机和集体忧虑时提供重要的象征性资料的说法，其中一个回答上述问题的方法，就是在谣言引起的恐慌和谣言发生的语境之间寻找联系。比如说，人们对拐带的恐慌，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由来已久，大家共同关心的焦点是儿童的安全。正如英文"kidnap"这个词所暗示，儿童经常被认为是拐带的主要受害者。在发生战争、天灾或瘟疫的时候，集体中毒的谣言，是对这类危机一个最恰当的象征性反应，因为它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受害。
其他社会的例子也证明了我这个假设：罗马时代的基督徒和在中世纪黑死病爆发（1348年）时的犹太人，都被指在水井下毒或遭到其他类似的指控；1832年巴黎爆发流行性霍乱时，有谣传说城市里的面包、蔬菜、牛奶和食水被撒了毒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交战国都流传着敌方特务在食水里下毒的谣传；1923年9月1日，东京发生大地震，烈火蔓延，在不足几小时内，便有谣言说朝鲜裔人士和社会主义者纵火、策划叛变和在水井下毒；抗日战争前夕，1937年的报纸也有指控汉奸在上海的食水里下毒的报道；60年代期间，在尼日利亚的内部冲突中，比夫拉也充斥着集体下毒的谣言。
在许多这些例子里，谣言都以外人（或外人派遣的特务）为目标，他们往往被指控企图歼灭正在流传该谣言的社会，或至少被认为是有这种企图。这种情况和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十分类似。正如那些认为基督徒挑战中国神明的权威是导致1900年春夏之际华北发生旱灾的说法一样，那些指控外国人及为他们服务的中国人在华北的食水里下毒的谣言，也把外人刻划成剥夺中国人生存的基本需要的象征。在水井下毒的谣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