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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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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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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大多同时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学家和政治家或共产党员。而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多专注纯学术问题的研究，如以佩里。安德森、奈恩为代表的《新左派论坛》编辑部的一些成员。有人称之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派别分野后的新左派，认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较感兴趣，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要说从事政治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他们甚至对英国历史的具体状况也缺乏认真研究。这可称为纯学究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关于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的标准或依据的观点，都是侧重于问题的某一方面，确实有其合理性一面。但远没达到认知上的统一，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第三，关于包含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关系问题。
这也是学者们论述较多的一个问题，他们多从两者的区别与联系角度出发，无论中国或西方史学家，都认为两者的关系呈现从对抗到对话的轨迹和相互影响的趋势。
较有代表性的则是张广智的《西方史学史》中的相关论证，作者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对话关系，特别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深刻影响。他认为从吕西安。费弗尔、费尔南．布罗代尔至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之一的雅克。勒高夫都不否认当代西方史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者也强调两者之间原则上的分歧，但总的关系是融合与渗透和矛盾与分歧同时存在①。确实如雅克·勒高夫所称：“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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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广智：《西方中学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313页。
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因素当作解释历史的首要因素，把心态列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将历史看作是按照单纯演进模式直线发展；而新史学则认为，心态虽不是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新史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新史学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别性和历史研究途径的多重性，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新史学可能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①虽然，勒高夫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并不完全深刻，作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也很难给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史学间的这种既关联又区别的关系的看法，却有极大的说服力。
此外，国内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马雪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东西方历史命运的考察》等文章，国外如英国的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法国的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论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新史学之间的相互区别和相互影响。G·伊格尔斯就说：“不管怎样，并不存在着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然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②。应指出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有明显的承继渊源，弄清这点，方可谈它们与资产阶级史学间的关系。如果说要理清两者中究竟谁更占优势地位，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成为西方史坛的一支劲旅，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历史观，所以西方新史学流派(如年鉴派)无不受马克思主义学的影响或以其历史理论为参照系。③
第四，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
哲学往往是史学的先声，一种史学自然具有丰富的哲学基础。因此，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更应注意史学思想与哲学思潮或社会思潮的关系。这里我们着重提及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内史学界对此注意不多，普遍认为两者无关，也有些学者试图分析其间的区别与联系，但多是泛论而缺乏较深入的论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形成和发展及主要内容，我们大体知道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教条主义式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思运动的结果④。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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