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者在做关键词分析中，也有意识地采用了计量统计方法。显而易见，对某一历史时期文献中关键词的的计量分析，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该关键词所代表的普遍观念的使用和普及程度，从而摆脱研究观念起源和演化囿于思辨而无法实证的困境。但是，计量方法长期以来都面临一个方法论难题，即选取哪些、多少总量的文献作为分析对象，才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选用的关键词能够反映该时期的普遍观念变化呢?以往，任何个别研究者都不可能阅读并且牢记该一时期的全部有关文献，研究者往往是选取某一部或几种文献来分析统计。例如，石约翰(John E．Schrecker)在研究西方主权观念如何传人中国时，就是选取《清季外交史料》，并统计该文献中“主权”一词使用频率。他发现，在1875年到1894年间，每100页出现1次；在1895年到1899年，每100页出现2．5次；在1900年到1901年，每100页出现8．8次；在1902年到1910年，每100页出现22次。[3](p253~54)大多数研究者是选取公认的重要学者的著作，来代表某一时期的普遍观念。如上面提到的Steven Lukes在研究个人主义时，是选了洛克(J．Locke)、霍布斯(T．Hobbes)、圣西门(Saint-Simon)、康德(I．Kant)、涂尔干(Duekheim)、西美尔(G．Simmel)、爱莫森(R.W．Em- erson)、J．W．Praper、W．Whitmman、欧文(R Owen)、弥尔(J．S Mill)等十位思想家的著作。而Raymond Wil- liams为了刻画英国现代文化形成和演变的宏观图画，除了选择亚当·斯密(Adam Smith)、魏克里(Weekley)、柏克(Edmuns Birke)、柯贝特、欧恩、穆勒、边沁、柯芝等人的著作来研究“工业”、“民主”等五个关键词外，还参照十九世纪六部著名小说。使用以上方法面对最大的质疑仍然是：这些文献是否能反映该时代人们的普遍观念?例如，《清季外交史料》是官方文献，就不能代表1900年前后官僚体制外士大夫思想的变化。而以代表人物言论作为普遍观念之根据，可能会受到更多质疑。因为所谓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往往是后知之明，实际上只是某种盛行一时史观的反映。随着人们史观的变化，对代表过去时代的重要文献和人物往往需要重新界定，换言之，代表性文献的选取和解读往往因时而异。但是，如果不以代表人物和某一部或某一类文献为根据，就必须将有关的历史资料尽可能收全，但仅凭研究者个人的阅读和记忆，又如何可能完成如此浩瀚的工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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