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三个步骤都是技术性的，而研究工作的成败则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利用挖掘出的大量数据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假说。换言之，不断扩充数据库文献的总量和改进系统功能，始终只是研究的辅助工具。而如何对统计分析结果，做出更为细致深入的解析疏理，从而勾勒出观念演变的线索，仍然依赖研究者的创造和综合能力。至于结合历史背景和文本结构分析，概括出某一时代普遍观念的ideal type，依然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数据库方法运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念史研究从此可以突破以往用个别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的局限并使得思想史研究成为可以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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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开发，刘青峰主编)做出相关分析统计。以下简称“数据库”，()括号中以万字为单位。

本文使用该库所涉文献简目如下(约6千万字)：

一、近代重要论著：冯桂芬：《校邠卢抗议》(5．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21)；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11．5)；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31)，郑观应：《盛世危言》(13．6)；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1．8)、《新学伪经考》(24)、《孔子改制考》(22)；严复：《严复著译全集》(279)；张之洞：《劝学篇》(4．3)；苏舆：《翼教丛编》(13．7)；徐继畲：《瀛寰志略》(22)；魏源：《海国图志》(100)；郑应观：《易言》二十卷本(2．4)、《易言》三十六卷本(7．6)；许楣：《钞币论》(1.6)；陈衍：《戊戌变法榷议》(1.3)；薛福成：《筹洋刍议》(3．4)；宋恕：《六字课斋卑议》(5)；谭嗣同：《仁学》(5．6)；章炳麟：《訄书》(105)；容闳：《西学东渐记》(6．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700)；陈天华：《警世钟》(2．6)；刘师培：《攘书》(3．4)。

    二、官方文献：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426)。

    三、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24．6)；《时务报》(226)；《知新报》(380)；《湘学新报》(80)；《实学报》(37)；《清议报》(250)；《新民丛报》(508)；《国民报汇编》(9．2)；《外交报》(749)；《湖北学生界》(37)；《江苏》(70)；《安徽俗话报》(27．6)；《二十世纪之支那》(4．3)，《洞庭波》(3．9)，《汉帜》(3．1)；《庸言》(256)；《甲寅》(129)；《大中华》(32)。

    四、传教士中文著译：丁韪良译：《万国公法》(9．9)；傅兰雅：《格致汇编》(173．5)、《佐治刍言》(8．8)；李提摩太等译：《泰西新史览要》(40)；林乐知、蔡尔康编：《中东战纪本末》(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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