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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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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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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6]。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7]。当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认识到“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8]。并从而取得以后14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所以可以说，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光绪九年（1883年）刊行的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以金文资料充实、修订《说文》，为中国文字学向近现代文字学发展搭起了一座桥梁。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9]。
二
自甲骨文被发现迄今，殷墟出土的有刻辞的甲骨约有十五万片之多[10]。其中属考古发掘出土的近三万四千片。
正如王国维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1]随着甲骨的不断出土，甲骨文资料的陆续增加，使研究甲骨文成为专门的学问，在学术界通称为“甲骨学”。甲骨学除了从古文字学角度考释甲骨文字，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甲骨的分期、断代与卜用甲骨的整治外，也包括利用甲骨文来研究商代的历史与文化。截止到80年代末，国内外已出版的各种甲骨文著录书籍已达80余种[12]。其中私人编辑、年代较早的，最有名的有罗振玉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刊行的《殷虚书契》（后通称《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菁华》等，收入了罗氏倾其全力收集的甲骨文拓本。30年代后，重要的私人编辑的甲骨文著录书有郭沫若《卜辞通纂》（1933年）、《殷契粹编》（1937年），后者收入了著名收藏家刘体智的藏品。容庚、商承祚等著名古文字学家也将他们从公私选拓的甲骨文编撰出版[13]。40年代至50年代初，胡厚宣先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为搜访甲骨文资料，辛勤奔波于南北各地，编著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甲骨文著录书籍[14]。今日，年轻一代的甲骨文研究者在利用上述甲骨文资料时，都会从心中感受到老一辈学者们为保存珍贵的甲骨文资料所做工作之艰辛，并由此对他们产生由衷的敬意。
以上著录书所刊布的皆是本世纪上半叶中由私人以非科学手段挖掘出土的甲骨，虽有文字史料价值，但多失去原出土地点与层位，无法利用它们采取考古学方法作分期、断代的研究。迄今考古发掘的甲骨文资料除去1991年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正在整理外，余均已全部公布。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至9次发掘殷墟所获甲骨收入《殷墟文字甲编》，于1948年出版。第13至15次发掘所获则收入《殷墟文字乙编》，分上、中、下三辑，在1948年至1953年期间出版。甲乙二编，每片甲骨均附发掘次数、原登记号，但《甲编》未注明坑位号，《乙编》附列坑位号。所以《乙编》的编撰体例较好，将考古发掘的优点体现了出来。甲乙二编共收甲骨13047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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