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之一） |
 |
时间：2009-7-24 13:50:42 来源：不详
|
|
|
此时期内商都所在。在这里出土的以商王室卜辞为主的甲骨刻辞按理说亦应持续存在于上述200多年的时间内。此间商王朝共存在8世12王，显然，为了深入研究商史，了解商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之真情，便不能将分属不同时期的甲骨刻辞囫囵使用，必须先作甲骨刻辞的断代工作，使之真正成为科学的史料。
在殷墟甲骨刻辞发现后最初的二三十年中，释字尚为研究者们主要的目标，1917年当王国维的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发表时，他已参考罗振玉的见解，提出了以称谓定王世的办法，并依此法推断了武丁、祖甲卜辞。1928年加拿大籍传教士明义士在其所纂《殷墟卜辞后编》的序言中已不仅采用称谓定时代，而且注意到不同时代的字体特征。其独到处是将后来被董作宾定为四期的武乙、文丁卜辞（即现所称“历组卜辞”）断为武丁或祖庚、祖甲时代[35]。此阶段虽已有分期的初步尝试，但还没有分类的概念。所谓分类是将甲骨卜辞按某一（或几项）标准划分为若干组类，然后在分类基础上确定每一类卜辞主要存在的时代，亦即断代。
称谓是卜辞断代的重要标准，但称谓在多数卜辞中不存在，且有异代同称之情况；而字体（指字形结构、书体）虽可用来作分类标准，但标准不特别明朗，字体的差异在不少情况下要靠对卜辞文字特征的熟悉来体会，操作性较差。这就需再寻找一种涵盖性较强的分类与断代的标准，在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上做出贡献的是董作宾。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时，在小屯北地“大连坑”南端发现四版比较完整的大龟甲，皆是卜旬卜辞，每句卜辞中“某某日”卜后、“贞”字前一字有多种，董作宾否定了此字为地名的可能，明确提出“贞”字前一字是“卜问命龟之人”，他称之为“贞人”[36]。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显然，凡见于同版的贞人必曾同时活动过，其年龄不会相差太远。那么如果其中一个或几个贞人可由同版卜辞中的称谓知其时代，则见于同版的贞人都必当属于同一时代或相差不远。在此种研究的基础上，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贞人集团”的概念，将见于同版、相互系联的曾在同一时期活动的贞人称为一个集团；并具体举出武丁（即第一期）、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的贞人集团构成，同时提出“不录贞人的时期”（指第四期，第五期大部分卜辞亦不录贞人）与“王亲卜贞的时期”（第五期较多），从而确定了他的五期说[37]。董作宾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除以上所提到的世系、称谓、“贞人”外的其他七项断代标准，即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但这些标准的内容多是在五期已划分出来后，对各期卜辞特征的归纳。在实际运用中，对于无贞人、无称谓（或有称谓而不明朗）的卜辞，可以借鉴有贞人卜辞的文字（字形、书体）与文法特征等来断代。
现在看来，董作宾的五期说尚有不少需修正处，如径将王世、期别与贞人集团相统一，似乎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并不符合实际，如董氏定为一期的贞人有的可能已进入祖庚时期，即他所定的二期。另如他所定的10项标准中之坑位实际只是甲骨出土的坑号与其具体地点，并非考古发掘中甲骨出土的灰坑之地层关系、坑内堆积情况及甲骨共存关系等。
董氏的五期说提出后，很长时间内为研究者们普遍接受，直到今日，一些大型的甲骨文著录书中仍采用董氏的五期分法。
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书中专辟两章论述甲骨文断代。陈氏的新贡献主要似有以下几点：
1.将董氏“贞人集团”这一虽有以贞人分类意图，但在字义上侧重于贞人关系的概念发展为“组”，如将董氏提出的一期、二期、三期的贞人集团分别称为“宾组”、“出组”、“何组”（明确为廪辛时期），虽仍是讲贞人（陈氏称“卜人”）的组合，但在同文中已提出了“宾组卜辞”、“何组卜辞”的概念，从而进一步靠近了以贞人作为卜辞分类主要依据的观念与做法。
2.在董氏所提出的几组“贞人集团”的贞人外，又检出了＠⑨组、子组、午组贞人，并明确分出了“＠⑨组卜辞”、“子组卜辞”、“午组卜辞”；同时将董氏在《〈殷墟文字乙编〉序》中定为四期文武丁卜辞的子、＠⑨、午组卜辞划定在武丁时代（武丁晚期）。日本的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在1953年发表的论文中亦将＠⑨组、子组卜辞定为武丁时代[38]。陈氏是在独立研究后才看到日本学者文章的。
3.在他认定的武乙、文丁卜辞中检出了贞人“历”。
陈氏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提出的以贞人组分划卜辞类型的做法，为进一步更科学地在分类（分组）基础上作卜辞断代工作打下了一个基础。同时他在确定子、＠⑨组卜辞时代时已注意坑位情况（堆积状况及卜辞共存关系），运用田野考古方法，这对后人也是有启示意义的。陈氏断代工作的遗憾是，他仍称“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