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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地区秦汉史研究综说

时间:2009-7-24 13:50:43  来源:不详
济、贵族奴隶主经济和小所有者经济三种类型。加之专制主义国家赋役的沉重压力,自耕农大批破产并转化为债务奴隶。由此决定,汉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 ⑤。无疑,秦汉时期存在着奴婢阶层。但关于奴婢人口数量的估计却有很大差异。一种看法认为,两汉奴婢的最高数字不过十余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00⑥;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汉代奴婢有一千数百万人之多,约占总人口的25% ⑦。关于奴隶是否是汉代农业和工商业的主要承担者,也存在不同意见。翦伯赞在《关于两汉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奴隶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个别现象,工商业中的奴隶劳动也极不普遍,从事家务劳动才是汉代奴隶劳动最常见的形式。奴隶是被作为消费的财产而不是作为一种生产的投资出现的。与此相对,一些学者认为在汉代农业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工商业中广泛使用属于奴隶的“徒”,则导致汉代发达的奴隶制工商业的出现 ⑧。由此引发关于“徒”的性质的争论。一些学者参比文献和文物资料,指出奴隶和“徒”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甚至可以被杀戮,不仅奴隶本人奴籍终身,而且其子孙世代为奴;后者则是罪犯,在刑满后可以通过大赦、徙边、赎罪等方式,重新恢复庶民身份。为徒的官吏在除刑后也能恢复官职 ⑨。对“徒”身分的确认,是这一时期取得的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

3.汉代的生产力水平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对汉代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的估计也成为学者关注的课题。这里也存在见解相左的两种意见。一种看法认为,汉代农业、冶铁、纺织、陶器等产业部门较之前代有很大发展,已达到封建社会阶段。另一种看法则强调汉代总体生产力水平还处在一个相当落后的阶段:北方地区牛耕尚不普及,南方广大地区仍是火耕水耨,冶铁业也不发达,这种生产力水平只能与奴隶制生产关系相适应 ⑩。

4.上层建筑和阶级关系

郭沫若在《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分期争论中的又一关键性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中指出,汉代政权采取的抑商政策是封建国家消灭奴隶制残余的一种措施,表明汉代是封建社会。不过,重农抑商是否为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汉代商人是否就是奴隶主,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⑾。何兹全从阶级矛盾和斗争变化过程的角度,强调秦汉时期是大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过程和商业发展、土地集中、小农沦为奴隶过程的历史。反对者则指出,秦汉时期小生产者人数众多,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农业小生产者对皇帝、贵族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奴隶和奴隶主的对抗只是次要矛盾,因此汉代不可能是奴隶社会 ⑿。

关于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秦汉历史的认识,但在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存在的颇为严重的教条和片面倾向,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加之受某些政治因素影响,这个讨论到60年代前期基本住足。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同类讨论的再次出现则是穿鲁缟之弩,难有更大作为。作为本世纪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现象,社会性质的探讨兼成绩和教训于一体,对它的倚重和淡漠都是不足取的。我之所以反对这两种倾向基于历史认识的工具和目的。就前者来说,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认识历史,乃是获得真确知识的基本与必要条件,用或明或暗的注经方式解读历史,离开具体研究的支撑,最终只能将学术引入死胡同。就后者而言,零散、局部不仅不能替代整体,而且只有在整体之中细枝末节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理解。总之,森林和树木各有其价值,不同研究个体自可按照其兴趣和特长有所选择,但作为一门学问,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合则双赢,离则两亡。

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备受研究者关注。这方面的重要专著有三联书店1957 年和1958年先后出版的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这三部著作分别从通史和专题的角度对秦汉时期经济状况作了有益探讨。其中,《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以文物考古资料为主,文献资料为辅,集中考察西汉的屯戍制度、两汉手工业、两汉工人类别、盐铁及其他采矿业、两汉的徒、汉代内地与边郡物价,作者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独到之处,在学界产生了影响。此外,刘毓璜、韩连琪、李祖德等对庄园制度、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屯田等重要课题进行了讨论 ⒀。

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获得了进展。汉代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往是以往研究不足的领域,这一时期有两部著作问世,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与之相似,秦汉时期自然环境的研究逐渐开展。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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