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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地区秦汉史研究综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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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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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文献资料，着重探讨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大区域的常年气候，尽管当时尚缺乏树木年轮和沉积物等自然现象资料，但作者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十余年后，竺可桢发表的名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近年来学界对秦汉时期自然环境变迁及其人文意义的探讨，正是这种努力的延续。谭其骧等学者则从人文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上对黄河泛滥和安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⒁。少数民族史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和《乌桓与鲜卑》（三联书店1962年版）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著作。在宗教史方面，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55年版）。在阶级斗争史研究方面，有刘开扬《秦末农民战争史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和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值得提及的是，关于汉代乡、里、亭之间有何种关系，传世文献多有抵牾之处，以往论者也未曾明辨。王毓铨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一文中对这一涉及秦汉基层行政组织结构的重要问题细加考辨，指出乡里和亭是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乡、里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亭则不主民事，主要负责治安和过往官吏的食宿。这个结论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并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基层组织提供了必要前提。
这一时期通史著作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何兹全《秦汉史略》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杨翼骧《秦汉史纲要》。不过，可能出于用作大学教材的考虑，较之40年代出版的同类著作，这些通史显得平易单薄。
文献整理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顾颉刚等一批著名学者的主持和参与下，《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前四史得到颇为精到的校勘，并予以新式标点，分别在1959年、1962年、1965年和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大大便利了研究工作。需要提到的还有杨树达、陈直、石声汉等学者对《史记》、《汉书》和《四民月令》等文献进行的考证和辑补工作⒂。
三、1978年以后的秦汉史研究
尽管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和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被相继发现，为秦汉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地下资料，但从总体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意义上的秦汉史研究基本陷于停顿。这种局面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得到根本改变。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不断出土的考古资料的整理和解读，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跨学科研究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秦汉史研究的发展，并预示下一世纪秦汉史研究可能取得的持续性进展。从1978年至2000年，大陆地区出版的秦汉史学术专著和考古资料二百余部，论文和考古发掘报告近五千篇。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1981年9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至1999年共召开8次年会，并不定期出版《秦汉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后更名徐州师范大学）、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均设有秦汉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季刊），以及《西北大学学报》（季刊）、《人文杂志》（双月刊）、《史学月刊》（双月刊）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年刊）几乎每期都刊载秦汉史方面的学术论文，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稳定的学术园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辑的《秦文化论丛》，则是秦史研究成果的总汇。该馆还组织出版“秦俑·秦文化丛书”，至今已出版十余种。上述这些机构、刊物和丛书对秦汉史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1982年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分册为原始社会至战国时期，第二册为秦汉时期，这两册历史地图集是研究秦汉历史的重要工具。
秦汉史的通贯研究继40年代再度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按秦人早期历史、秦国和秦朝三个历史时段研究了秦发展、强盛和衰亡过程，在秦人来源、秦的土地制度和秦文明特征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他撰写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体例上吸收吕著《秦汉史》之长，不仅对秦汉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进行细致探讨，而且也涉及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长期从事秦史研究的马非百（元材）以数十年时间撰写《秦集史》，该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著作分纪、传、志、表四部分，分记秦人物事迹、典章制度、郡县设置、风俗、教育、交聘、会盟等，是一部文献资料丰富的秦史资料集。王云度用编年体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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