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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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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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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国外著名学者关于近代中日比较的论著，也通过学术交流和译介而广为国内学者所了解。在这样的氛围与条件下，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得以全面展开。据笔者统计，到2000年为止，发表的专题论文约有150多篇，学术专著有8部。从总体情况看，比较的时间范围一般集中于19世纪下半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两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重要人物等诸多方面。笔者不揣谫陋，选择有代表性的著述，对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概况加以总结。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政治
中日两国的近代都是充满激烈政治斗争并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代，但两国的政治领域因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特色，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近代化历程。因而，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中，政治问题自然占有较大的比重。
关于近代前的政治制度。这是重视历史连续性的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强调中日在政治权力集中程度上的巨大差异，认为这对两国近代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地主阶级革新派、洋务派乃至于维新派如果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都很难有所作为，低层次改革也很难为高层次改革创造充足的条件；而日本半独立的诸藩能够推行同中央政府相抵触的藩政改革，由此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幕府的半独立地位，当某些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藩政实权后，其所在藩就成为倒幕的根据地，这是日本近代低层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层次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注：丁日初、杜恂诚：《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有学者分析了近代以前两国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差异。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末，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和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才）吸收到中央政府中来，加强了专制统治，统治者利用这一制度成功地钳制了众多读书人的思想。（注：马家骏、汤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较》，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48-50页。）有学者对中日有无政治权力制衡关系以及是否促发竞争方面做了探索。在日本幕藩体制内部，存在着多种制衡的机制，且促发竞争，各藩因竞争而重视教育，任用人才，兴办实业，采用新式武器，到幕末进而争相吸收西方文化，提高了人的素质，当外部危机到来时，就能很快出现转机。但前近代中国的专制集权几乎没有现实的异向的制衡力量，结果只能造就对立的两极，内部缺少竞争，也就没有足够的体制上、人才上、心理上的准备，虽然在近代危机一再出现，却难以造成巨大的转机。（注：罗福惠：《国情、民性及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4页。）
关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性质。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是近代中日走上不同道路的分界点，尤为研究者所重视。学者们总的看法相当接近，大都认为洋务运动是借助于西方近代武器和技术来巩固封建统治的运动，对外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状态，而明治维新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近代社会变革运动，对外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并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苑书义：《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不能相提并论》，《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王承仁主编：《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即使是将两者都视为近代化运动的研究者，也对前、后者作了低层次与高层次的区分。（注：前揭丁日初、杜恂诚文；徐泰来：《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分歧主要在于对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强调当时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际条件的不同制约（徐泰来、丁日初等持此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则强调两者的主导力量的不同本质、不同取向的决定性影响（王承仁、苑书义等持此种意见），更多人则倾向于兼顾主客观因素（以黄逸峰和姜铎为代表）。
关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国家政权的性质。部分学者强调：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触动封建制度，未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当权者与列强相勾结，压迫人民并束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破坏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建立近代国家政权，为推进近代化创造了政治前提。（注：前揭黄逸峰、姜铎、苑书义文；萝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吴廷嘉：《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有学者考察了明治维新以后中日两国当权者的特性与素质，以及他们对封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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