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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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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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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济有高水准的思想认同和行为合作。但在中国，新型官商关系直到20世纪初期才形成。中日在近代经济立法上的迟与速、缺与全以及贯彻法规力度的弱与强，对于两国资产阶级的成长产生了不同影响。中国经济社团在产生和发展的时间上落后于日本30年，且比日本的经济社团带有更多的政治因素，更易于受政治风波影响，基础不稳固，也难以得到政府支持，这些都限制了中国资产阶级发挥促进早期现代化的功能。（注：《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二章。）
有学者对张謇和涩泽荣一这两位近代中日“士商”的代表加以比较后指出，他们是两国早期工商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型和本态，其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非常接近，都以儒家伦理为内核、辅之以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主张道德与经济合一、“义利两全”。区别在于前者更执著于传统儒家的“仁”的观念，而后者则大力提倡贯彻武士道。他们的思想观念，是不同于近代西方商人精神的近代东亚士商经济伦理观。但中日士商的命运各不相同：日本士商顺利实现了向新型工商企业家的社会转型，而中国士商始终与官场有着夹杂不清的血缘联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过程迟迟难以完成。就张謇与涩泽荣一个人来说，实业成就也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日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条件不可同日而语。（注：马敏：《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三、军事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史实证明，两国军力相差甚远。从总结教训并深入认识军事近代化的内在规律出发，研究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洋务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推进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有学者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军事制度转换与否。明治政府对封建军事制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而清政府却没有触动封建军事体制。明治政府统一军权于中央，而清政府却不能克服军权分散、失控的局面。明治政府实行全民征兵制，建立完备的近代兵役制，而清政府依然维持世袭、世业、招募兵制。在武器装备方面，日本更新的速度比中国更快，武器型号更为统一。就军事领导人员而言，日本高级将领大多有赴欧美考察学习的经历，而清政府的军务要员在甲午战争前无一走出国门，故前者的近代军事素养总体上高于后者。两国虽同样借助于西方军事人才和技术装备，但日本很快实现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摆脱依赖性。上述差异，分别是由明治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清政府腐朽的封建性质所决定的。（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八章。）
关于近代海军建设和甲午战争。有学者在对比了两国海军军制后指出，日本实行军政、军令机构双元制的组织机构体制和联合舰队编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全国海军的作战能力，而清朝的海军最高组织机构海军衙门，却因不同派系的矛盾而形同虚设，四支舰队各自为政。日本海军中的官制、兵制有助于树立官兵的荣誉感和责任心，而清朝海军中的官兵俸银差别过大，恤俸制度也极不完善，影响官兵积极性。在征募制度方面，日本海军有常备、后备、国民三种兵役，而清朝海军实行临时招兵制度。在军规方面，清朝海军的训练和纪律没有日本严格。（注：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有学者对甲午战争前中日海军的实力作了比较后指出，中国海军各舰队军舰的总排水量、炮数超过日本，日本海军的鱼雷发射管多于中国，但中国真正能够用于对付日本的只有一支北洋舰队，它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比，在舰数、炮数、鱼雷发射管数、总吨数、总马力、平均速力、总兵力等方面均不能及。（注：关捷：《甲午战争前中日海军力量之对比》，《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而这种劣势的形成，研究者一致认为是清政府1888年后不再推进海军建设，而日本却倾全国之力建设海军的结果。（注：前揭关捷文；戴逸：《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因与后果》，《历史教学》1994年第7期。）
关于甲午战争中两国的军力，多数人认为，从军制、装备、官兵素质，尤其是战场上交锋的实际情况来看，是中弱日强。（注：参见迟云飞《从国情国力军力的比较看中日甲午战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栾建强《甲午战争：中日舰队实力差异分明，落后挨打确属不朽真理》，1995年2月11日《中国青年报》。）但也有人认为日本的军事实力并不比中国强多少，中国的军事实力是不错的。（注：姜铎：《论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史林》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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