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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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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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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中下级武士因生活困窘，成了旧制度的送葬人和新制度的助产士。就整体而言，中国士人比日本武士多了一些经史学问，但少了一些担当气魄和活力，他们多行诸文字而少有行动，尤其不敢冒险犯难以求取新知、开创新局，这种情形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越发严重。（注：罗福惠：《日中两国的传统文化与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有学者则着重于分析士人和下级武士与各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利害关系，以及两者思想观念的歧异。中国的绅权与封建皇权是生死与共、唇亡齿寒的关系，但在日本德川幕府末年，下级武士的物质生活与农民一样悲惨，同时，日本按血缘和世袭制度维持的社会结构的非合理性，也为下级武士对现行制度采取批判性态度提供了结构性条件。所以，中国士绅阶层在整体上对封建制度和秩序的维护远胜于日本武士。从思想观念来看，中国士绅阶层注重纲常伦纪和封建秩序，而日本武士的“军事儒学”以“忠”为核心，忠诚的对象是主子而不是制度，这就给下层武士在幕府、天皇两个统治中心相冲突时选择效忠对象提供了意识形态背景。（注：丁麒刚：《晚清中国士绅为何没能成为推进现代化的民间力量——中国士绅与日本武士之比较》，《江海学刊》1993年第2期。）
关于19世纪中叶中日开放口岸的社会变化。有学者以上海和长崎为考察对象，分析了这两个开放口岸的不同。就民间择业取向而言，上海开放后，商业在成为接纳西方文明的突破口的同时畸形发展，但近代科技知识的引进和传播及新式制造业，在民间未得到相应发展。长崎虽在近代以前就是日本对外通商口岸，但在世袭等级身份制度下，没有发生四民集中流向商业的择业风尚，近代以后的变化主要是在各种职业内部发生，形成新的职业分工，对接纳西方文明和向近代化发展较为有利。就消费风气而言，上海开放后民间争趋奢华，不利于资本积累与工商业发展，而长崎市民却抑制奢侈浪费，提倡节俭生活。就道德状况而言，上海原有的人际交往准则失去道德约束力，投机因素大大增加，不利于商业正常发展，而长崎保持着以社会阶层间的纵向义务关系为基础的个人责任伦理，为日本人同化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良好的先期条件。（注：李长莉：《中日民间伦理与近代化之比较——对19世纪中叶上海和长崎社会风尚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6期。）
六、思想文化和教育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戴季陶、郭沫若等人就特别重视中日两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差异。近20年来，思想文化依然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课题。同时，随着教育对于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日益凸现，中日近代教育的发展也成为重要话题。
关于文化传统。郭沫若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太久，光辉太灿烂，往往视欧美为夷狄，对于新文化、科学知识不易接受，这在变革时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日本传统文化的负担没有中国重，易于学习外来文化，所以走得较快。（注：前揭郭沫若文。）他的观点迄今在学术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日本学者井上清的类似见解，也常为我国学者所征引。（注：他说：“中国在几千年的长时期内，就东方和东方人所知道的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文化的源泉和中心，所以中国人当然会以‘中华’自豪，对于近代西洋与其文化，不容易虚心学习。与此相反，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曾吸取朝鲜、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来培养自己的文化，所以在了解外国文化与认识其价值方面，不受中国人那样的历史的限制。”见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7页。）
近年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日本文化是复合型的，神道、儒学、佛教和兰学和而不同，互相补充，既有稳定社会的功能，又能不断吸纳新质而使自己生机勃勃。中国在近代以前基本上是单一文化，主流实为儒学的一脉相承，有强烈的同化异质文化的特征，对不易同化者就会拒斥。它具有较大的稳定社会的功能，但容易趋于保守，且因难于吸纳新质而使自己停顿。（注：前揭罗福惠文。）但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的外向性和开拓性固然更多一些，但用“僵化的模式论”来比较中日文化，不利于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10-18页。）
有学者对中日传统伦理观作了对比，认为中国以“孝”为根本，“忠”以“孝”为依托，而在日本，“忠”的观念成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对“孝”的理解则接近于中国社会所强调的“忠”。（注：高夫、佐文：《中日忠孝观念的差异及其文化源流》，《日本问题研究》1993年第3期。）有学者对中国明朝中叶以后和日本江户前期以后的“实学”思潮进行比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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