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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时间:2009-7-24 13:50:50  来源:不详
农民起义的巨额军费开支,使清政府没有力量像明治政府那样以大量资金创办工业和资助民办企业。清政府对于持有雄厚资金的官绅阶层没有像明治政府对华、士族所做的那样,运用国家政策促使其资产大量转化为产业资本。两国金融资本对工业化资金调剂能力也相差悬殊。这些正是中日工业化效果殊异的重要原因。(注:《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222-223页。) 

关于轮船招商局与日本三菱邮船公司。两者同是此一时期两国最重要的近代航运企业,同样受到两国政府的强烈影响,但是各自的发展却有天壤之别,因而成为研究者着重解剖的对象。有论者在细致研究大量中日文第一手材料后指出,两者的不同命运,是当时中日国家干预经济的不同政策导致的。洋务派兴办轮船航运业,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与日本政府发展近代航运业的出发点不同。从两企业所受扶持来看,明治政府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充实、支持三菱公司,使之具有同外国航运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而清政府对招商局的资助十分可怜,且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还从扶持转向索取。从企业管理来看,两者虽然都是官占主导地位,但在三菱公司,官商之间明确划分了责、权、利和义务,企业得以保持经营管理和内部运行机制的相对自主权,而轮船招商局则没有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及义务等规定清楚,官督压服商办。在海技自立问题上,清政府直到灭亡,没有实行一条促进海技自立的政策、法令、措施,因而洋人占据招商局高级职位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而日本政府则发布一系列规则和命令,督促引导甚至逼迫企业一步步替换排除外国人,使得海技大权逐步掌握于本国人手中。(注: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4、48-49、128-129、169-170、202-203页。)有学者考察了两者创办之初的官商关系,认为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国古代的承商制度不尽相同。关于垄断问题,三菱虽有特权,但毕竟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垄断,始终没有脱离竞争,而招商局则完全是依靠政治手段扼杀竞争来实现封建垄断。三菱公司在政府支持下彻底战胜外国轮船公司,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但招商局却因得不到政府全力支持而与外国轮船公司妥协,养痈遗患,同时使自身丧失了前进动力。在经营方式上,三菱公司经过1885年改组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招商局虽然已走出古代承商制度的原型,但没有向经营方式的近代化继续前进。(注:张伯昭:《企业经营方式的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关于农业发展状况。有论者指出,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迅速增长,而中国的农业发展则十分缓慢。这在两国农业增长率、农村人口人均产值、农产品商品率、农业技术改良等方面都表现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没有发生如明治维新那样的以地税改革为契机的农业资本主义革命,使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不能打破,生产力不能由家庭内分工转化为社会分工而得到发展。此外,中日政府的投入相差很大也是导致两国农业发展拉开距离的重要原因。(注:王玉茹:《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和中国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2期。) 

关于对外经济联系。国门打开以后,中日两国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都形成了半殖民地贸易结构。如何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并设法利用外部世界的有利因素,服务于本国近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中日共同面对的课题。但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当权者的因应却大相径庭。有学者探讨了这种差异,指出明治政府与洋务派在本国对外经济联系问题上的观念有近代与传统之别。明治政府为根本改变半殖民地贸易结构,收回关税主权和外贸自主权,与西方国家进行了长期交涉与斗争,并最终取得成功,而清政府却没有做到。明治政府彻底清除国内妨碍近代外贸发展的各种因素,多方创造条件促进出口,而清政府在这些方面一概消极无为。结果,日本出口的茶、丝不断夺去中国在欧美的市场,其工矿产品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出口不断增大,而中国除了一部分器械缫丝产品之外,一直没有近代工矿产品出口。日本通过扩大外贸出口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近代化,为本国工业化争得了资金、市场,使本国经济在国际竞争推动下发展,而中国却连原有的外贸优势也丧失掉,谈不上为本国工业化创造条件,并日益受制于西方国家的贸易掠夺。(注:参见《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三章第三节;《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七章。) 

关于新兴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出现无疑是近代中日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对他们加以比较研究,可加深人们对两国所处经济环境的了解。 

有学者注意到,中日资产阶级产生之初,“官商关系”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差异也很明显: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产阶级受到政府多方扶持而迅速崛起,两者对于发展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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