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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时间:2009-7-24 13:50:50  来源:不详
得出如下结论:从总体上看,日军高度重视制海权,故以海战为核心制定作战计划,而清政府始终没有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也未就统一指挥全国海军参战和海陆军协同作战等做出具体部署。从实战来看,北洋舰队消极防御,日本海军气势夺人,特别是在黄海海战中,前者难敌后者在航速、火炮射速上的优势,指挥水平亦低,遭受了对全局有深刻影响的损失,由此丧失了进一步争夺制海权的能力和从海上抗击登陆作战的可能,最终全军覆灭。甲午战争中海军对于双方胜负至关重要,清军之败,关键在于当权者缺乏发展海军和运用海军的战略战术意识,亦即海权思想。(注:苏小东、马骏杰:《试论海军、海战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地位和影响》,《福建论坛》1991年第5期。) 

有学者对甲午战争中双方的陆战作了比较后指出,论战略战术,清军先立足于避战,后消极防御,丧失时机,难以集中兵力,而日军则赢得时间,保持兵力优势,展开积极进攻。清军战术笨拙陈旧,不敌日军的灵活多变。论军制,清军采取“营哨”制,不能统一指挥,而日军实行师团制,有高效率的指挥系统。论兵种,清军只有步、骑、炮兵,且配置无统一标准,而日军在步、骑、炮兵之外,还有独立的辎重兵、工兵,导致双方的后勤保障出现重大差距。论武器装备,清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明显劣于日军。论军事情报,清军闭塞,导致决断失误,而日军却对清军了如指掌。(注:孙洪波:《军事对比:中日甲午陆战清军败因探略》,《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 

四、对外关系



中日都以西方国家强行叩关作为近代历史的开端,对外关系在两国近代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两国打开国门的过程。有论者认为,在打开国门的问题上,日本较中国有利,因为它在时间上晚于中国鸦片战争10余年,这期间吸取了清政府失败的教训,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且日本开国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的破坏和割地赔款的厄运。比较两国对于西方冲击的态度,可知中国最高统治者及大官僚大贵族虚骄贪鄙、苟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头脑较为敏锐和清醒,主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从影响来看,中国开国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促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政府借师助剿,更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日本在开国过程中,民众暴动多为小规模骚动,日本封建统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对付西方冲击上,维新志士则利用民众对幕府统治与外国侵略的不满,把斗争引向倒幕维新的轨道。(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4页。)另有论者指出,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注:田毅鹏:《近代中日“开国”的历史比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 

关于太平天国和倒幕运动对待西方势力的态度。有论者指出,日本下级武士改革派从“尊王攘夷”、盲目排外逐渐转变为倒幕开国、争取列强的支持,最后赢得了倒幕运动的胜利。太平天国对西方势力则从热情友好相待(也不无盲目自大)逐渐发展到被迫武装对抗,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两者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逆向变化,从主观方面看,是由于太平天国对于世界形势、本国所处的内外形势的了解与认识,远不及日本下级武士改革派,失去了利用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之间矛盾的有利时机,而日本下级武士改革派能够认清形势,从实际出发制定策略,争取了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支持或中立。从客观方面看,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于太平天国和日本倒幕势力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注:严zhì邠钰:《日本下级武士改革派与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外关系之比较》,《史林》1995年第3期。) 

关于外交方针和外交体制的转变。有论者指出,洋务派与明治政府的对外心态不同,前者既希望自强御侮,又因受到西方列强支持和扶植而对之怀有感激之情,这决定了他们很难制定一个真正反对外国侵略、争取实现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后者占主导地位的是民族自尊自主的心态。在对外方针上,洋务派尽管看到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但却以坚守条约来维持与西方列强的和好关系,从未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而明治政府则一方面持之以恒地争取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向邻国侵略扩张。(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269-299页。)在转变传统外交体制方面,日本积极主动而清朝消极被动。虽然中国国门打开早于日本10多年,但在外交礼仪上采取国际惯例、设立专门化外交机构、主动出使外国等方面,却都是日本大大领先于中国。(注:参见《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七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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