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政治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三大方面。

其一，对清朝历史发展有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王文东《论清代康熙的礼教观及其政治伦理实践》(《满族研究》2期)，以《庭训格言》为主要资料，研究康熙礼教观的主要内涵和人伦规范，其德治国策中的政治伦理原则以及对清代礼教发展的影响。杨珍《关于雍正帝毁多于誉的思考》(《清史论集一一庆贺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对“不应担负，起码不应该完全担负谋父、逼母、弒兄、屠弟之名的雍正帝，身后毁多于誉；采取更为残酷的暴力手段获得皇位的唐太宗与明成祖，因此而受后人之非议，却比雍正帝要小得多”的奇特现象，通过比较研究，探寻其诸多历史原因的相互作用，复合而成。闫钟《雍正皇帝与乐户》(《山西大学学报》1期)指出，雍正消除乐户贱籍的制度，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没有相应的改革措施，存在明显局限性。但不能由此而低估雍正除豁的意义。

苏双碧《康熙与施琅》(《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0期)，从康熙任施琅为内大臣、施琅滞京及起用施琅、破例同意施琅专征四方面，论述康熙与施琅名君与名将的关系。张杰《论施琅在台湾问题上的高瞻远瞩》(《辽宁大学学报》2期)，从比较角度，通过讨论施琅与康熙、李光地、姚启圣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得出施琅在政治上、军事上、战略上高瞻远瞩的结论。

何龄修《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陈支平《郑成功海商集团兴衰的历史反思》((长共海涛论延平一一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及《郑成功与台湾》)，前文主要讨论了明清易代过程中产生的清代战争性质、遗民问题，以及如何看待郑成功在抗清复明中的作用等问题。后文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提出“明清时期东南海商乃至整个中国的商人阶层，无不以能够依附于政治为荣。……这种依附于某一个政治王朝的官商阶层，也必定跟随着王朝政治的兴衰而兴衰”。邓孔昭《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的粮食供应问题》((郑成功与台湾》)认为，郑成功复台大军多次面临粮食供应不继问题。郑成功通过随军携带一部分粮食、缴获荷兰人粮食、征购民间粮食等各种办法，保障基本供给。

杨海英《洪承畴刘氏夫人考》(《清史论集一一庆贺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通过考证“赐婚”嫁给洪承畴的刘氏，探讨了清廷对降清汉官在“卧榻之旁安耳目“的控驭政策。蒋金星<高鹗籍贯新考>((清史研究》4期)认为，“高鹗自称是铁岭人，又称是奉天人，并不矛盾，……他的祖籍本来就是奉天铁岭”。

其二，对清朝历史发展有影响的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王思治《“鋪匣”与曼宁继统》(《清史研究》4期)认为，有关“鏽匣”随嘉庆帝带往避暑山庄的记载，实难征信。阎崇年《论大凌河之战》(《清史研究》1期)，认为大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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