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李海生《清初学术的两次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学术月刊》4期)认为，清初学界经历了学术方向的扭转与学术理路的改变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属于“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的思想革命；第二次转变属于朴学运动自身的发展与深入。汤仁泽《清代江南学术群体的特点》(《浙江社会科学》4期)认为，清代江南各家各派互相渗透、影响，形成研究范围广泛的学术大群体，“康乾盛世”又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魏泉《“顾祠修楔”与“道咸以降之学新”——十九世纪宣南士风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清史研究》1期)，认为延续了近三十年的“顾祠修楔”活动是道咸间学风转变的代表性事件。姚纯安《清末群学辨证一一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中心》(《历史研究》5期)，梳理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之不同。

汪学群《钱澄之的经世易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4期)认为，钱澄之作<田间易学》，顺应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林存阳《李墘理学思想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4期)，从清初理学发展的角度，探讨李塔独到的理学取向及身体力行。鱼宏亮{晚明政治危机与{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因》(《清史研究》4期)认为，黄宗羲所期待的明主是改过自新后的明朝皇帝。《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政治主张与见解，不是对我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全面反思，而是针对晚明时代皇权败坏与权力过分集中提出的。

路新生《理解戴震一一钱穆、余英时“戴震研究”辩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期)，就戴震学风，学术源流，《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的撰写旨趣及戴震对宋儒“以理杀人”问题的评价等问题，提出见解。王杰《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文史哲》2期)认为，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具有近代启蒙价值。

中外关系史

马廉颇著《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一一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作者以鸦片战争前后的嘉庆、道光两朝统治集团对英国的认识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早期官方文献和民间记录中的英国形象，清朝统治集团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变动下的中英关系的反应以及清朝从经济、文化、军事等角度对英国的了解等问题。郑翔著《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从传播学及现代化进程的背景，整理、考察、比较近代报刊资料中有关日本的报道，视角独特。米镇波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系统展现了恰克图边境贸易的丰富内容，再现清朝繁华的“张库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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